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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内外形势。
国内方面，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之年，是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实现目标任务的收官之年，也是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关键一年。在“十三五”期间，世界文化遗产不断融入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长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内容被写进“十四五”规划，遗产的公共文化属性进一步凸显，遗产与人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全国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者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稳步推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各项工作。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良渚古城遗址相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长城保护工程、“平安故宫”工程、西藏重点文物保护工程、石窟保护展示工程等重大文物保护工程逐步收官，大运河保护管理荣获国际优秀案例。“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取得重要进展。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已见成效，对保护管理决策的支撑作用逐渐凸显，世界文化遗产基础数据建设工作推动有序。
国际方面，2020年是全球政治文化格局下世界遗产处于转型的重要节点，世界遗产的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维系和平团结和国际秩序的重要手段，促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世界遗产公约》履约要求越发严格。“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受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持续关注，世界遗产框架下的“世界遗产城市计划”“气候脆弱指数”“传统知识体系应用于遗产保护管理”等重要议题的讨论和研究持续开展。新遗产类型“茶文化景观”引发热议。本年度，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原定于我国福州举办的第44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未能如期召开，这是自1977年以来首次。疫情最严重时，全球近90%的缔约国全部或部分暂停开放本国的世界遗产，全球年度国际游客量环比下降73%，遗产旅游业遭受重大冲击。线上工作与教学成为本年度世界文化遗产相关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疫后重建也成为全球文化遗产领域的重要话题。
面对更加严格的国际规则，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者积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积极履行缔约国的责任和义务。同时根据中国文物的特点和现状要求，推动保护管理工作不断发展。
首先是世界遗产第三轮定期报告工作有序展开。 2020年10月，作为世界遗产委员会监督缔约国履约情况的官方监测机制—─定期报告的第三轮(第一轮1998—2006年，第二轮2008—2015年)填报工作在亚太地区正式启动。在国家文物局的统筹指导、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的组织以及各省级文物主管部门、遗产保护管理机构的通力合作下，初步完成了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第三轮定期报告填报工作。
第二是“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年会”成功举办。2020年11月，以“世界文化遗产价值传承与城市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年会在浙江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召开，成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领域上下联动、平行参照、分享经验、凝聚共识的重要途径。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年会发言中指出，世界文化遗产已成为引领我国文物博物馆行业发展的鲜明旗帜，在助力遗产地城市可持续发展，推动中华文明成果“走出去”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是国家层面出台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重要指导文件。同在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石窟寺保护利用10项主要任务，对新时代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进行系统谋划和全面部署，既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石窟寺保护事业的关注，也体现了新时代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现实需求。
第四是大运河、长城、丝绸之路等大型系列遗产的体系化建设继续稳步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四梁八柱”规划体系正式形成，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了《长城保护总体规划》并确定了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名单，丝绸之路相关项目也在持续推进。
第五是预备名单项目持续培育。云南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北京中轴线、海上丝绸之路、西夏陵、江南水乡古镇、景德镇御窑遗址、万里茶道、钓鱼城遗址等预备名单的申遗筹备工作继续推进，二里头遗址等文化遗产也在积极争取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2020年，在全年全行业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也呈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特点。首先，遗产地游客管理措施得到优化。本年度新增20处遗产地采用预约方式管理游客，预约比例增长约14%，预约机制得到进一步推广；部分遗产地结合疫情防控要求，测算了更为合理的游客接待量，极大缓解了游客压力，提升了游客参观体验。其次，展示阐释新模式得到探索。虽然现场参观受到疫情限制，但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积极探索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旅游开放模式，利用新媒体开启“云游”新模式，发布一系列优质、丰富的线上资源，为公众“零距离”感知世界文化遗产搭建了平台。第三，培训方式得到创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遗产地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线上培训成为培训的重要形式，培训次数约为上年的12倍，培训人天数占总数的39.15%，有效降低了疫情对培训工作的影响，成为“新常态”下重要的培训手段之一。第四，遗产旅游经济迎接重大挑战。本年度，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年度游客总量下降55.93%，90.43%的遗产地游客量出现负增长，门票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均下降60%以上。遗产旅游经济的大幅度下降给以自收自支为经费来源的遗产地日常保护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转带来挑战。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工作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各遗产地纷纷开展了适应性调整和新方法探索，继续积极履行缔约国的责任和义务，各项保护管理工作都在稳中有序的推进，并朝着纵深方向发展。总体情况如下：
一、国际承诺事项履行方面。2020年，99.37%的承诺事项处于已完成和正在履行状态，其中已完成承诺事项占比相较2019年有所增长。本年度新完成承诺事项5项，非正常履行的4项承诺也处于积极推动中。总体来看，非正常履行的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整体履约状况较好。
二、机构与能力建设方面。受机构改革影响，17处遗产地保护管理机构发生变化，其中4处行政级别得到提升，从业人员减少8.27%，5处遗产地降幅超过25%。专业技术人才的数量以及能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仅7处遗产地同时满足《全国文博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2014-2020年)》中提出的专业技术人员占比及不同级别职称人员占比要求，38.54%的监测工作人员为其他部门或机构的兼职人员。本年度，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的保护总经费连续4年增长后回落，总数达105.32亿元，下降22.53%。环境整治经费占比经4年连续增长后回落，但仍是除人员公用外占比最大的类型，本体保护经费占比连续5年下降，监测经费总体保持稳定，其中中央财政经费占比有所下降。文化景观类遗产平均保护经费最高，“古村落、历史城镇和中心”类遗产最低。本年度新颁布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6项，截至目前地方专项法规和规章已覆盖八成遗产地，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
三、遗产本体保存方面。2020年，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的遗产价值总体保持稳定。107处遗产地（ 99.07%）总体格局未发生变化,1处遗产地（0.93%）因实施环境整治工程发生了正面影响变化。100处遗产地( 92.59%)使用功能未发生变化，8处遗产地发生了12处使用功能变化，其中8处变化因丰富展览内容引起，3处与保护和管理有关，1处与商业经营有关。60处遗产地(55.56%）未发生遗产要素变化，48处遗产地（44.44%)发生了139处遗产要素变化，其中134处变化因实施保护措施引起。69处遗产地（63.89%）对遗产本体或载体的病害进行了调查，全面、及时地了解病害发生位置、病害类型及病害威胁程度，其中62处遗产地表示病害治理较好或控制正常，7处遗产地表示病害有恶化倾向。有32处遗产地存在严重病害，其中11处遗产地表示部分严重病害开始恶化或已经严重恶化。
四、遗产影响因素方面。本年度，人为和自然因素对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的负面影响总体有所下降。其中，经文物部门同意的建设项目相较上年上升15.08%；存在超出日游客承载量和瞬时游客承载量现象的遗产地相较上年分别降低10%左右，游客压力得到一定程度缓解；遭受人为破坏和自然灾害的遗产地相较上年小幅下降；遗产区和缓冲区内的资源开采点、严重污染企业数量均有所减少。但仍有18处遗产地的遗产区内存在人口疏散需求，其中2处需求显著；个别古遗址及古墓葬、石窟寺及石刻类遗产受自然环境影响，保存状况开始恶化。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削弱自然灾害对遗产的影响，以及如何缓解人口压力、规范建设项目、优化旅游与游客管理等，仍是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
五、保护项目及相关研究方面。全国仍有近一半遗产地没有合法合规的保护管理规划，导致实际保护管理工作缺乏科学的行动指导。中央财政经费连续三年加大对遗产地安消防工程的投入，各遗产地也通过制定文物安全制度，开展安消防培训和应急演练，与相关部门建立合作机制等多种举措，不断筑牢安全防线。2020年，现场工程仍以本体保护为主，遗产地针对本体保护工程的安全、技术和人员管理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更加注重预防性措施和过程控制。针对遗产本体保护的展示与阐释工作得到加强。31.53%的遗产地利用数据传感器、计算机技术、数据通讯技术设备等现代科技手段，已建设或正在建设（提升)监测预警系统，实现了监测数据的高效管理、资源共享，为越来越多的保护管理决策提供了科学支撑。古遗址类遗产地结合价值阐释与展示需求，开展了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并发表了一系列的考古成果。近半数遗产地开展了学术研究工作，理论研究和行业指导方向的成果逐年上升。
六、舆情监测方面。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年度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舆情总量三年内最低，“旅游与游客管理”类舆情涨幅明显，与各遗产地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及时制定和调整旅游与游客管理措施有关。近几年，石窟寺的保护利用工作受到国家高度重视，石窟寺及石刻类遗产的报道量占比逐年上升，关注度日益增强。古遗址及古墓葬类遗产的核心舆情数量近三年占比均远低于遗产地数量占比，关注度依旧不足。“旅游与游客管理”一直是我国世界文化遗产负面舆情的主要内容。
为了顺应国内外世界遗产事业形势的变化，聚焦新时代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新任务和新使命，结合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状况发展特点，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者需继续提高自身专业素质，加强与社会的沟通，针对当前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责任已经越来越超出文物行业能够独立承担的范围之客观情况，需努力建立“社会大协作”的环境。各级政府应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面向行业需求，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积极协调各方利益，支持遗产保护管理工作。遗产保护管理机构应当进一步加强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深耕保护项目，加强能力建设，稳定专业队伍，同时做好社会沟通。遗产监测机构应继续加强监测研究与数据分析，完善监测机制，提升预防性保护和应急管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