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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伟:良渚文化和中华文明


2020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年会暨“世界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专业培训班于杭州良渚顺利召开。此次会议邀请了世界文化遗产领域的多位专家进行现场授课。为向广大遗产爱好者分享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理念和经验,我们将陆续刊出年会期间专家授课的整理内容,以飨读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李新伟


首先非常感谢这次大会的邀请,给我一个机会,以一个考古人的身份介绍一下我对良渚文明的一些新想法。


良渚遗址在去年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不光是对世界遗产行业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对于整个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良渚成为我们5000多年文明中第一个被世界认可的世界文化遗产,将有利于我们以一个新的视角认识中华文明的形成。


良渚申遗成功以后,很多公众,甚至些学者,提出良渚文化到底是不是中华文明这样的问题。


之所以有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固有的观念,就是苏秉琦先生提出来的“大一统怪圈”,这个“怪圈”有两个核心的表现。第一是认为中华文明是由一个在地理中心地区的先进文化引领下形成的,而良渚并不在这个中心地区,它根本没有起到引领作用。第二点是认为中华文明是质朴的、务实的文明,重王权和君权,而良渚文化重神权,不属于这个文明的主流。因此很多学者都在疑惑,这样一个被世界公认的5000多年前的中国早期国家级别政体,可不可以叫做“中华文明”?


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华文明是什么,它形成的历程是什么?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中原核心的引导还是区域互动?在良渚文化出现的时期,这个中华文明是不是已经形成?良渚文化的产生、发展和衰落与中华文明形成发展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中华文明的因素从万年前就开始孕育,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稻作农业奠定了后续文明发展的基础。距今8500至7000年之间,很多重要的文明因素已经出现。湖南高庙文化遗址发现了代表天极的獠牙神兽和维护天极运转的神鸟,河南贾湖遗址墓葬中随葬精致的骨笛,内蒙古兴隆洼遗址发现大型环壕聚落、人猪合葬墓和表现复杂宗教的玉器。



万年文明因素的积累


这样的积累持续到距今6000年前的时候,中国各地区同步进入跨越式发展的灿烂转折期。


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发现辽宁牛河梁遗址群,形成了一个50多平方公里的大型的仪式的中心,集中分布着祭坛、冢墓和“女神庙”,高等级墓随葬玉猪龙、獠牙飞鸟、玉蝉等充满宗教内涵的玉器,展示了红山文化较强宗教取向的社会面貌。



红山文化的祭坛和女神头像


长江下游,安徽凌家滩遗址出现随葬大量玉器的豪华墓葬,其中M23号墓出土随葬玉器200多件,发现史前最大、重88公斤的大型的玉猪,和玉龟、玉鹰、玉钺等代表神权和王权的玉器。江苏东山村遗址发现崧泽文化最高规格墓葬,墓葬随葬大量陶器来表达身份等级。



凌家滩M23出土玉猪


黄河中下游,大汶口文化出现随葬品超过百件的大型墓葬。河南临汝阎村的遗址表现了明确的聚落等级分化,发现了庙地沟时期的有明确等级分化的墓地,尽管墓葬相当简朴,从土样分析发现墓主生前吃猪肉比较多,说明这个墓主也是一个社会上层的领导者。


上述考古发现表明,距今6000—5300年前后,各地出现了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各区域传统的裂变发展,而不是以庙底沟为中心的引领发展。各地的裂变和撞击形成了苏秉琦先生定义的“古国”,古国的出现可以作为我们中华文明形成的第一个标志。


在古国出现的同时,各地区的交流更加密切。上层社会为获取远方的珍稀物品和神圣知识以宣示自己超越本地民众的特殊能力,努力开展远距离交流,形成连接各主要文化区的交流网络。交流内容不但有珍贵物品,还涉及到更高级的、更神圣的知识。在这样的交流下,各个地区的上层密切交流就形成了这样的社会上层交流网。


西方的学者认为,交流网的建立是各地区上层提高自己身份的领导策略,通过交流可以获得本地民众难以获得的知识和权力,而且这样的交流很多情况下是以亲身旅行的方式来发生。对当地领导者来说,跋山涉水、经历不同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的长距离旅行是本地一般民众难以完成的英雄壮举,也是提高自己威望的最佳方式。同时,上层交流包括很多神秘的知识,如观测天象、通神祭祀等,只有亲自的交流,有导师的指引才能够完成,所以我们应该相信这样的交流是实际发生的。


亲身参与交流的社会上层会在交流过程中记录下各种各样山川、地理、人文知识,形成了最初的《山海经》代代相传。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传授,各地区自然会逐渐形成对彼此共同拥有的、可以相互交流、可以共享核心文化要素的“最初的中国”的共识,形成了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共识的中国”,张光直先生把这个作用圈叫做“中国相互作用圈”。这样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可以作为我们中华文明形成的又一个重要的标志。



中国相互作用圈形成


可以看出,在良渚文化出现之前,中华文明初步形成,良渚文化的形成正是在“最初的中国”的基础上,在之前已经开展的丰富的政治实践基础上形成的。


良渚文化集中在环太湖流域,以前是崧泽文化的分布区,核心地区就是良渚古城遗址群。良渚古城是三重环绕的大型城池,总面积达800万平方米。内城中心为人工堆筑的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上有数十处大型建筑基址,为中国史前最早的宫殿区。反山、瑶山大型墓葬随葬大量精美的玉器展示神权和王权。古城内仓储区发现稻谷遗存195吨,附近的茅山遗址发现5.5万平方米稻田。古城外有规模庞大的水利设施。整个古城系统土石方工程总量1005万立方米,在当时位居世界前列。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良渚社会基本符合中国考古学界对“文明”社会发展程度的上述定义,形成了比一般“古国”更加成熟、可以称作“早期国家”的高级政体。



良渚古城遗址


这样大规模的城池、水利工程、粮食仓储,在以前的文明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可以说这样一个大规模政体的形成,是在吸收以前的这些政治实践基础上的一种创造。良渚文化主体由崧泽文化发展而来,反映宗教信仰的玉器明显源自凌家滩文化,玉器上精雕的獠牙兽面又体现出与红山文化的密切联系。良渚文化取得的社会发展正是对其前的凌家滩、崧泽和红山社会发展经验充分“熔合”的结果。


我个人认为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大概有三个,一个是古国的形成,一个是最初的中国的形成,还有就是良渚这样的早期国家的形成,目前这三个标志都具备了,说明我们的中华文明真的是有5000多年的悠久的历史。


对良渚文化的认识,还可以从良渚衰落以后的社会发展得到补充。良渚文化对后世的影响有两个主要表现,一是以玉器为代表的宗教文化的影响,二是三重城环的建城思想的影响。


良渚文化的玉琮和玉璧得到广泛传播,在山东龙山文化,西北齐家文化、石峁遗址,南方后石家河文化,一直到广东地区的新石器时期文化中都有发现。良渚玉器上獠牙人面的形象从高庙遗址的天极之神形象演变而来,在后期各地文化中也普遍的出现,山东龙山文化玉圭刻画图像、后石家河文化神兽拟人头像、石峁遗址石雕上的人面形象都受到獠牙人面的影响。还有良渚文化中的鸟纹和蝉纹,对后石家河文化、陶寺文化也有影响。这样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二里头时期,二里头遗址出现的玉龙,鼻梁上有两块白色的玉制的动物,实际上就是后石家河的玉蝉。



琮与璧的广泛传播



獠牙人面形象的演变


还有柄形器,二里头出土的柄形器上有蜕变的蝉和兽面的因素,跟后石家河出土的柄形器相似。据最新研究,玉器柄下部会插入木质的杆,用于搅动杯子里的酒,赋予这个酒神力,是《周礼》记载的祼酒之礼的重要器物,类似的器物在良渚就已经发现。良渚文化玉柄形器和漆觚组合也一直的传承到夏商时期,如妇好墓出土铜爵,上面的纹饰是抽象的蝉纹,下面的饕餮纹实际就是天极之神在商代的形象,饕餮纹已经成为商人最崇敬的神的形象。


由此可见,高庙、红山文化的宗教因素在良渚文化中整合以后,对后期文化有一个持续的影响。


良渚文化对后期的影响不止宗教方面,在其他方面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内城、外城、中心高台组成的三重聚落格局和城墙下垫石头的做法,在山东尧王城遗址、石峁的城址等地也有发现。象征王权的钺在后期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承。良渚这样一个能够凝聚大规模的人力、物力,建成大规模城池,积蓄大规模财富的早期国家的构建,会给后来的早期国家建设和王朝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所以良渚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关系,可以作这样一个简要的回答:良渚文化的发展是中华文明初步形成以后第一个灿烂的一个结晶。良渚早期国家的形成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是中华文明5000年的重要实证。良渚文化的政治实践决不是无用功,决不是反面教材,良渚文化对龙山时代和夏商时期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整体而言,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核心的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历程中起了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专家介绍:


李新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外国考古研究室主任,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时代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课题“玛雅城邦科潘遗址发掘和中美地区文明综合研究”项目主持人,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和卢斯基金会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明起源、中美地区古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