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承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亚洲在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亚洲的世界文化遗产非常丰富，脉络清晰，数量巨大，既是文明延绵至今的关键载体和独特价值体系，也是亚洲人维系文明精神值得骄傲的祖先遗产。

从伊朗高原风云到阿富汗山脉峻险，从恒河谷地流淌到白沙瓦石窟，从朝鲜半岛绿荫到日本海岸奔腾，云帆星驰、沧桑巨变跨越千年。在整个亚洲大陆上，从战乱走向稳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落后走向进步，留下的数千年来的文化遗产早已深入人心，化作亚洲各国人民文化记忆和生活的一部分。保护文化遗产无疑是利泽万代、万古千秋的“最美景色”，更是传承文明古国遗产迈向世界文化遗产的“通用语”。

在很长时间里，世界历史的重心是欧亚大陆而非海洋世界，对于亚洲多元化的历史开端，始终是学术界探讨的前沿课题。因为亚洲地处东西方亚、欧、非三洲十字口，西至中东两河流域，北至外高加索里海，东南亚和南亚直通印度洋，东亚面临太平洋，所以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拜占庭、波斯、阿拉伯、希腊、突厥和蒙古都在这片土地争夺碰撞，留下了无数的文化遗产。全球化已经改变了19世纪以来历史学家的认识，不再孤立地研究一个国家一个地域，不再从西方去理解世界历史，而是转移到最具活力的亚欧相连的历史。

站在全球历史演进的舞台上，各大文明的兴衰印记都深深烙印在亚洲这片土地上①。王朝的更迭和在共同文化纽带联系下的各族群融合的混合体，亚洲文明形成了世界上最具国际性、多样性的特点，直到今天，大国利益的角逐依旧深刻影响着亚洲的命运。

亚洲有很多国家的历史文化具有令人望而却步的神秘感，但它们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汇聚之地，因为位置独特，残存古迹颇有特色。居鲁士公元前550年建立的阿契美尼德王朝被帕提亚、萨珊波斯所继承持续十二个世纪，东罗马建立了长达十四个世纪的拜占庭帝国，蒙古建立的四大汗国改变了亚欧新的版图，常常是一个帝国主导的欧亚交集王朝结束了，另一个庞大的帝国又崛起，历史不停地翻开新页②。

亚洲地处东西方的十字口，牵动着亚欧大陆上一系列国家。公元前6世纪当希腊文明正在起步时，中国即将进入春秋割据的混战时期，伊朗王朝缔造者居鲁士攻陷了小亚细亚的“米底王朝”，占领了吕底亚和巴比伦，统一了从中东到印度河广大地区，覆盖了地中海至中亚里海的疆界③，谁能想到今天的伊朗王朝曾经是一个地跨亚、欧、非的大帝国呢？而阿契美尼德帝国对西亚与北非、西亚与中亚的扩张与征服，突破了以前近东帝国相对狭隘封闭的地域，形成了亚洲远距离的交通道路，御道网络到达8000公里④。新道路的开辟延伸了文明的新形态。

两千多年来，欧亚大陆各种文明碰撞互动的思想文化图卷一幅幅展开，就在人民脚下的土地上出现，尤其是亚洲许多国家占据着交叉的十字路口的位置，希腊带来的犍陀罗文化，印度北上传入的佛教文化，纵横的多条廊道使得西亚、中亚到东亚成为文化交流的走廊，更是一部缩微版的世界史。

至今人们津津乐道的文化遗产皆是世界级的，耶路撒冷的宗教圣城，叙利亚的巴尔米拉遗址，约旦的佩特拉城堡，伊朗的波斯波利斯，印度的泰姬陵、阿旃陀石窟，中国的长城和运河，吴哥的古迹群，阿富汗巴米扬遗址，日本奈良古寺建筑，韩国的昌德宫，等等，都是全球认同亚洲文明的重要基石。例如原先将长城作为军事防御实体来理解，现在则不仅看作是中原王朝的“防线”,还划分出农牧文化的分界线，宏观和全面的认知更为扩展⑤。国际层面对文化遗产价值认知和管理要求越来越深化与细化。

宗教之路、朝圣之路都是亚洲“信仰”的特色，早期基督教从叙利亚西进入欧洲，建起了欧洲宗教的崇拜神庙，从伊朗东传的基督教聂思脱里派远至中国长安、洛阳。波斯萨珊的祆教、摩尼教都布教传播至亚洲许多地区，至今在中国和中亚考古的墓葬中屡屡出现。近年出土的琐罗亚斯德教艺术品和中亚粟特风格石棺床等文物轰动整个学术界⑥，成为丝绸之路展览宗教版块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千年来文明交流的历史注脚。

按照阿诺德·汤因比重量级作品《历史研究》中对世界上多达46种文明的列举，可以分析各种文明的兴衰历程，这给我们借助对不同文明兴亡得失的比较与反思，为亚洲文明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借鉴。有学者认为，公元500年左右东方缔造了一种全球经济联系网，有着思想、制度和技术的“东方资源组合”传播到西方，对欧洲的崛起做出了积极的重大贡献，亚洲的大国例如波斯萨珊、南亚印度、东亚中国等，通过丝绸之路、季风航行对欧亚之间的贸易、技术、宗教产生了文明使命的作用⑦，亚洲和其他地域的交流千百年来扩展到了世界，并留下一系列著名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文化形象的指向标，历史遗存的晴雨表，可以塑造人类社会的文化“乡愁”,也可以体现我们的思想价值。文化遗产是超越种族、超越语言和超越国界的，展示了人类共同的远景。亚洲文化遗产体现着亚洲的价值观，彰显着古文明的延续和民族精神气质。

历经几千年文明演进的文化遗产，在岁月更迭中形成人类不同地域的文化个性和独特风貌。尽管静卧一隅的历史文化遗产有时代之变、大小之别、体量之分，但都见证着人类进步的部落、族群、国家的“宏大叙事”。

亚洲国家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单中（均不含自然遗产），中国38处、印度32处、日本20处、韩国15处、巴基斯坦6处、印尼5处，蒙古3处，阿富汗2处、尼泊尔2处，越南5处、老挝3处、泰国3处，马来西亚2处，等；西亚伊朗24处、叙利亚、伊拉克、约旦、以色列、土耳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中亚哈萨克斯坦2处、吉尔吉斯斯坦2处、乌兹别克斯坦4处、塔吉克斯坦1处、土库曼等。很多遗产点和遗址都以自己的文化成就名扬世界⑧，例如耶路撒冷被认为是罗马帝国的“精神心脏”，君士坦丁堡被誉为“世界中心的门户”，中国隋唐长安被认为丝路起点的“宗教之都”⑨，等等。

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公元1500年之后，亚洲大部分国家失去了原有文明的高度，贸易经济衰落，被挤出世界中心位置，成为西方掠夺统治下的殖民地。西方世界对东方亚洲的偏见还在延续，“高贵的白人”将亚洲一些落后国家视作低人一等“愚昧”的象征。西方学者借助文明的兴衰将亚洲文化遗产贬低，将制度之争上升为意识形态之争，将文明之争上升为种族优越之争，利用亚洲一些内陆国家的得失比喻为“失落的文明”，呼应着一些政客的喧嚣，将文化遗产政治化。这其实是旧殖民主义者长期以来的老套路理论，虽然殖民活动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无论是海上快速帆船、远洋航行，还是陆上探险拓荒，以西方英雄主义的传奇故事作为选择性事例，以偏概全说明“文明人”带来的“礼物”，为历史上的各种殖民罪行进行粉饰和辩护，文化遗产殖民地遗迹被誉为文明高级阶段产物，冠以多元文化“神话”，美化、神化的余波至今仍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殖民主义者留给今天亚洲许多国家之间的疆域争端和文化冲突，也显著刺激着文化遗产申报的过程。直到现在西方“欧洲中心论”“白人至上”的殖民主义思想没有消失殆尽，依然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亚洲人受到的屈辱心理冲击可想而知。

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叙述“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声称冷战结束标志着世界政治从意识形态对抗变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⑩。时隔近三十年后重新审视亨廷顿的理论，分析性框架仍有启迪意义，但是现在欧亚文明力量的消长已经与三十年前格局不同了，亚洲一些无所适从的国家已经变得强劲崛起，西亚伊斯兰主义、俄罗斯新欧亚主义、南亚内敛化矛盾走向、东亚三国的利益冲突，民粹主义的泛滥，均使亚洲不同地区政治利益冲突更加激烈，本质并非文明的冲突而是国际秩序的各分畛域、地缘重塑。人权危机充斥着种种双重标准的恶果。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的遗痕与结晶，不应该不时地进行政治操弄甚至违背史实掩盖历史的悲剧，如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迹：钢铁、造船和煤矿，其中1810年左右发现的端岛煤矿，在二战时奴役了大量中国和韩国劳工，“军舰岛”成为人间地狱。2014年端岛煤矿被列为日本国家遗迹并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就引起很大争议，战争给人类文化遗产带来巨大的创伤。这就是于一国历史有利，对亚洲文化有害。

西方帝国扩张主义对亚洲地区产生了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英国殖民统治“以蛮治蛮”，沙俄急剧扩张“以暴制暴”，强迫尚处在前现代的西亚、南亚、中亚各个民族屈从了自己的狂热政治安排，破坏了无数千年以来的优秀文化遗产，留下了一大堆负面遗产⑪。以色列与阿拉伯诸国之间战争，土耳其与亚美尼亚之间的灾难，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争端，阿富汗与塔吉克之间的纠葛，柬埔寨与泰国之间神庙争执，如此等等的困惑不满，遍及亚洲不同地区，火药桶的角色随时出现，剑拔弩张的冲突仍不时冒出，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对叙利亚等两河流域文化遗产的毁灭，对阿富汗巴米扬佛像的炸毁，都令人愤慨与惋惜。各国的政治博弈造成文化遗产保护与弘扬的工作减弱，甚至造成亚洲文化遗产的永久受损。

近年来全球地缘中的大国竞争，使得区域政治中民族主义被利用，文化遗产也染上了主权的暗色、有的文化遗产申遗名单中暗潜着不可预见的陷阱，一些带有情感色彩的概念往往被隐喻在文本中，文化遗产概念失去了原始意义，有的缺乏严格界定，有的被赋予不同含义，进而影响了人们的感受和内涵阐释。我们强调要关注亚洲文化遗产，就是要破除“西方中心论”，在世界移民史和跨文化贸易史视野中，更加关注亚洲与全球其他地区的互动，但是一定要在原始史料准确、高质量的叙事基础上彻底破除西方的中心论，对文化遗产的解读绝不能疑点重重，让人们对亚洲遗产认定工作的真实性、科学性产生怀疑。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也只能由学者深入研究得出权威结论，考古发现不是发明创造，必须经得起科学实践和历史的检验。

中国倡议建立“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增进文明对话，共塑亚洲未来，坚持亚洲文明是人类文明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在文化遗产认定上保持谨慎与克制，百年巨变造成的文明进程不能再被肆意野蛮的掠夺和殖民统治影响。倡导共商互认、共享互鉴，跨越时空超越国度，推进包容性的和平事业。虽然打破少数大国在西方文化模式和预设垄断方面依然任重道远，可是中国引领与构建开放型的亚洲文化合作，减少“单极独霸”和“文化对冲”，将会影响全球文化遗产分布格局的变化。

如今对文化遗产的研究不再强调单个民族或单一文明，而是关注通过远古迁徙、族群移民、殖民征服、商品贸易、大国贡品、物种传播、疾病流散等等所引起的跨区域文化互动，文化遗产不是数量上简单叠加，更多是无边界跨文化的历史。文化遗产也不是根深蒂固的原乡观念或是表达文学艺术母题的情感，而是更加广泛的交流进出特征的文明图谱。亚洲文化遗产的研究也不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叙述，而是以整个亚洲不同地区之间的关联和互动作为对象，即使研究主题多种多样，最关键的还是了解与回应影响了历史走向的文化遗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寻觅价值交汇点，解决争端，化解分歧；弥补认知，相邻融会。共建共享，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不断增进文明对话。这是历史的定律。

文化遗产无疑是观察亚洲文明史发展的最佳窗口之一，丝绸之路将亚洲连成一体，当时商人、使者、僧侣等等不惜赌上生命穿越环境恶劣百倍的山口要隘，将亚洲彼此之间的货物来回转运贩卖，包括许多内陆的国家早已成为丝绸之路沿线的枢纽驿站和转运中心。正如彼得弗兰科潘说的“交流史不仅包括商品的交流史，还包括宗教、语言、思想和学问的交流史⑫。

我们理解亚洲文化遗产时不能忘记或忽视与人类其他文明的联系与交往，亚洲的文化不是孤立产生的，而是与世界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从欧洲看亚洲或从非洲看亚洲，另有一番别样的眼光和对比，如何换取一个清朗坦荡的政治生态，换取和谐安宁的社会环境，换取百花齐放的文化景观，从来都不是一个国家的行动，需要亚洲各国的努力，以及各方面大尺度的支持。

千百年来，各个大国博弈，在亚洲的殖民主义者留下的纠葛、争端中，埋下祸根成为负面遗产、这片土地在巨大的漩涡里沉浮。亚洲从来都不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地缘特征和宗教流变使得文明古国都无法独善其身。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记忆，形成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是我们应该凝聚的共识。

对那些极力想抹黑亚洲文化的谎言和貌似学术的歪理邪说，必须纠谬扶正，亚洲大多数国家都有过被殖民、被分割的痛苦历史，亚裔人被种族主义歧视的历史仍在延续，一些文化遗产负载着旧世纪累积的矛盾，折射出百年世界变局的冲突，半个世纪以来民族主义高涨、扩张主义混合、分离主义暗流等几股易引起错误体系的话语又四处鼓吹后，偏离真相的历史图书带来很大危害。我们要扩大学术文化、宗教团体、民间组织等交流，遏阻割裂、遏制分离的势头，用证据说话，不搞以论代史，不强求同，摒弃政治对立的敏感话题，逐步消除历史诠释的差异，无法解决的异见留待未来，加强文化纽带的联结和团结，共同巩固文化遗产的记忆，拥有表述亚洲文化遗产的话语权。

我们暂时跳出现代国家争夺和主权宣示等一系列概念的框架束缚，抛开被西方殖民者划定的“旧亚洲”人造分界线，减少历史上不同时期大国对抗的二元对立思维范式，才能更全面认识今天文明交流史上的“欧亚大陆枢纽地位”。

几个世纪以来，华人移民漂洋过海，跨越政治、社会和种族等界限，不断迁徙，在世界上主要大国的重要城市中，都有“唐人街”，西方流行观念认为中国餐馆、宝塔和红灯笼本质上就是一个独立的移民构成的华人区，等同于“东方亚洲”在“西方欧美”的一块外来飞地。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逐步放弃种族歧视移民政策后，唐人街主导性概念就不再是一块种族聚居区，华人迁徙轨迹、定居融合、世代变迁重构了自己的主体性，身份认同和政经转型的跨国“界限”与多元“连线”有了转换，遥远的“祖籍”和传统的“母国”，已经被视为多元文化遗产和文化遗产差异性的积极表现。

我们在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遗产形象时，更要关注国际声誉和世界影响力，我们是一个东方大国也是一个文明大国，正像全世界各国都庆祝中国春节的到来，许多首脑纷纷祝福中国春节快乐。而中国各个城市借旅游欢度圣诞节，却引起“反洋节”的喧嚣，认为基督圣诞是毒化中国的洋教。在目前国际观念“撕裂”不稳定情况下，坚持兼收并蓄、“天下一家”的理念，基督教教堂、修道院及遗址都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⑬，如果双方认知“落差”“反差”太大，会造成文化遗产认知的极大隔阂。

亚洲文化遗产正在新的部署和划界中得以重新组合，全球力量平衡向着亚洲进行划时代的转变。我们如果不顾历史传统而对文化遗产随意摒弃，就等于无视历史、割断历史，应该从时代变化、社会进步和过去历史造成的局限去理解文化遗产，不应断章取义或局部狭隘地否认存在的文化影响，我们曾经反对“文化西来说”，现在更应重视“吸纳西来说”，要将“洋化”变为“华化”。要让中国文明大国形象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要使东西方的文化格局和眼界愈加宽阔。

有人说历史学家只能解释过去，不能也无法预测未来，但是，历史学家必须引导人们从世界公民的观点去理性考察以往具体的文化遗产，历史学家用“世界公民”观念对过去发生事物的判断，恰可为人类命运提供某种有思想价值的参考。我们要推动相邻国家共享史料、共写史书，求同存异，正本清源，在不同观点交织中拼接出比较客观的历史图像，共同捍卫亚洲人的民族尊严和荣誉，以便于开辟新的合作领域，有助于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增加融合。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又有其相似性。散落于亚洲大地的历史文化遗产，见证和铭记着亚洲人的艰苦奋斗与文明创造，文化遗产不再是止于世间的一泓静水，它所提供的揭示本源、兼收并蓄的文脉，对亚洲来说不仅是默默的回报，更是筑牢亚洲人自信的根基。

亚洲文化遗产是激荡各个国家的深层文化力量，甚至是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其具有浓厚的人文精神、哲学思想、审美追求、历史记忆，既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启示，又为继承民族传统提供方向，成为一种可以挖掘文化价值的资源。

亚洲文化遗产的对话不是宣讲，不是听讲，也不是自说自话。需要多方平等的姿态，平等的思考。特别是亚洲各个国家自然地理位置复杂，所处国情不同，民族风情不一，制度结构各异，遗产种类多样，在我们对等的相互演讲与倾听中，了解对方，反省自身，从而对整个世界有着独立的思考。世界上现在还没有一个普遍共享的历史，交织的差异历史只有交流沟通。共识是对话的一个可能的结果，并不是必然的结果。由对话相互理解达成共识，在尊重对方的态度中理解各方的观点，所以对我们对话的态度是谦逊的、谦卑的，坦然地化解外部有意无意强加的质疑和误解。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2021年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大会采取线上展览方式。但是表达亚洲是我们共同热爱的家园和文化财产的共鸣感一点不减。呼应大会主题的亚洲文化遗产交流展览，使人们对一个国家精美文化图片阅读、欣赏、探讨、交流，可以突破隔阂、冲出封闭、抛弃偏见，能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渊源、文化脉络、社会发展和美学思想，真正从心灵上接近和理解亚洲国家人民的情感世界和生活品貌。

延伸的云展览所配诸多精彩图片只是冰山一角，各国的介绍和展示，饱含着对文化遗产过往和现实的思考，为人们理解异域文明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只会加深各国人民的彼此理解、尊重和友谊。但是通过视频交流和专家诠释，我们实现与当地文化遗产的美妙交融，这不仅让文化遗产获得更加丰满的生命，也是我们一项共同的文化使命。

文化遗产，往往经过数个世纪的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尤其是经历过沧桑巨变的人间社会，才能将历史烟云化作不可磨灭的遗产印记。今天亚洲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动乱不停，又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已有的活力促进着人们更加关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了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力。亚洲文化遗产传承至今，从中汲取智慧将是融化冰冷分歧和矛盾现实的公器，更是达成广泛共识愿景的历史路径。让我们心手相牵，扩展胸襟，开创亚洲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未来。

①桑达·纳斯·巴塔莱.亚洲文明：起源和演变.学者用各种标准来界定文明，文字、工具、冶炼、农业、畜牧、建筑、城市、公共纪念性建筑等等，莫衷一是。见《亚洲文明与亚洲发展》中外联合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No.7)。

②[英]阿诺德·汤因比著,李娟译.亚洲高原之旅：文明的兴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英]约翰达 尔文著,黄中宪译，帖木儿之后：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

③[伊朗]霍昌·纳哈万迪、[法]伊夫·博马提著,安宁，伊朗四千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英]迈克尔阿克斯沃西著,赵象察、胡轶凡.伊朗简史：从琐罗亚斯德到今天[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1.

④波斯帝国近畿御道连接着首都帕萨尔加德、波斯波利斯、苏萨、巴比伦和埃克巴塔纳，依据《波斯波利斯要塞泥版文书》等文献推断，帝国全境覆盖13000公里御道，最有名的萨狄斯到苏萨的王家大道，是波斯大王巡游诸城最频繁的道路。从巴比伦出发穿越伊朗到达巴克特里亚的主干道，后世称为呼罗珊大道，连接了西亚到中亚、南亚的商贸往来。

⑤土耳其历史学家甚至认为中国长城是防御他们的祖先而修建的，所以中国北方草原曾是他们族群活动的领土与疆城。

⑥中国近年出版的《西安北周安伽墓》《北周史君墓》《山西太原隋虞弘墓》等考古报告，从出土实物揭示了一系列中亚粟特人在中国内地的迁徙、定居、融入等生活史实。

⑦〔英〕约翰霍布森著,孙建党译，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⑧见《世界遗产名录》2021年资讯版。

⑨[加]王贞平著,贾永会译.多极亚洲中的唐朝[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

⑩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⑪李硕著.俄国征服中亚战记[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活字文化，2020;[英]埃里克钮比著,李越译、走过兴都库什山：深入阿富汗内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⑫王灵桂，赵江林.亚洲文明与亚洲发展：中外联合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No.7),

⑬常秉义主编，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

参考文献

[1][英]阿诺德·汤因比著,李娟译.亚洲高原之旅:文明的兴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英]约翰·达尔文著,黄中宪译.帖木儿之后: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

[2][伊朗]霍昌·纳哈万迪、[法]伊夫·博马提著,安宁.伊朗四千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英]迈克尔阿克斯沃西著,赵象察、胡轶凡译.伊朗简史:从琐罗亚斯德到今天[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1.

[3][英]约翰霍布森著,孙建党译.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4][加]王贞平著,贾永会译.多极亚洲中的唐朝[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

[5]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6]李硕著.俄国征服中亚战记[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活字文化,2020;[英]埃里克钮比著,李越译.走过兴都库什山:深入阿富汗内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7]王灵桂,赵江林.亚洲文明与亚洲发展:中外联合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No.7).

[8]常秉义主编.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