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2019年7月28日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共同主办的“遗产之桥”媒体沙龙活动嘉宾发言整理。此次沙龙主题为“直击世界遗产大会——台前与幕后”，邀请了来自国内世界文遗产保护研究领域专业机构、一线文博行业自媒体、世界遗产资深媒体人共同畅谈世界遗产的过去、今天与未来。
主持人：
活动开始前，请先允许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胡新宇，代表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今天由我来主持这个活动。今天晚上这个活动，是以世界遗产为中心开展的媒体沙龙。虽然是媒体沙龙，但是我们今天的活动并不是不欢迎非媒体的朋友参加，今天有很大一部分朋友是以爱好者的身份来的，有些则是以同行业好朋友的身份来的。我们希望我们的活动，能够更多地推动公众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
图/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理事 胡新宇主持沙龙
我们之所以叫媒体沙龙，主要是我们希望通过媒体可以触及到各位，所以今天有这个机会亲密接触一下也好，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天天公不是很作美，但非常感谢大家可以准时到来，我们条件也略微简陋了一点，如果大家特别热我们还有一些扇子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下。现在有请我们的主讲嘉宾——孙燕博士。
孙燕：
今天特别荣幸能够参与这个活动，感谢主办方对我的邀请。在这里想借此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几年的一些工作。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从2013年开始，就是在柬埔寨举办的世界遗产大会开始，一直以观察员的身份旁听世界遗产大会，今年2019年已经是第七年的时间。我们从2015年开始，有了自己学术团体的公众号之后，也对整个世界遗产大会进行跟踪报道，清源文化遗产的主要成员也都来到了现场。
图/孙燕与大家分享感想
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世界遗产观察报告这个项目。当时出版这个报告的初衷是希望以世界遗产——这个文化遗产领域比较受欢迎的话题，来探讨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趋势。所以，项目刚开始时，我们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世界遗产大会，并不太清楚这个项目最终能得到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过了一些年之后再来回顾这件事情，觉得可能当时是试图达到3个不同的目标。
一个目标是想捕捉一下现在的热点问题和世界遗产领域发生的趋势，其次是希望通过对世界遗产的研究有助于对我们自身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解，希望能够通过世界遗产的相关讨论促进我们对自己工作的思考。第三个目标就是想从亚太学术机构的观点和看法出发，表达我们对世界遗产发展趋势的看法。当然，在参加世界遗产大会的过程中，也得到了许多政府机构的帮助，否则也没有办法作为观察员参加世界遗产大会。
世界遗产的整个程序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关注到在开会之前一年到两年咨询机构对相关项目的评估意见；大约在大会前3个月左右的时间，咨询机构会形成针对申报项目或保护状况审议项目的决议草案——在这个过程中缔约国是主要参与者，而咨询机构也会参与其中——最终经过委员会讨论会形成正式的决议。我们关注的对象是整个世界遗产领域中咨询机构、缔约国等多个利益相关者对某个项目或者对某个事件的不同态度。
由此，世界遗产这个项目有很多不同的参与者，他们的立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缔约国、委员会，他们是从国家的角度，甚至有一些政治立场出发看世界遗产。咨询机构，不管是文化遗产，还是自然遗产，他们看这个问题可能更多的是从遗产保护专业的角度。世界遗产的保护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大家对于遗产保护都会有自己的观点看法，所以我们试图从不同的参与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关注不同的角色之间的思想和立场的碰撞。
在进行世界遗产大会相关报道的时候，我们想尽可能地摈弃单一的理念和立场，尝试从多个角度给大家解答当前的问题，为什么不同群体会有不同的认识。这是我们希望深入探讨的话题。因为世界遗产是一个公众的话题，最终整个遗产保护领域的发展也并不一定会是专家导向的发展。
比较关注我们工作的朋友可能知道从2013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和世界遗产杂志合作，已经以增刊形式出版了4本观察报告，收集了我们团队撰写的专题研究报告，集合成年度性的报告。去年是我们第六次参会撰写报告，所以观察报告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公众的期刊，转向比较学术的期刊，进行发表。
图/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观察报告（2013-2017） 来源：清源文化遗产
而这六年来我们关注的话题主要是，世界遗产申报情况，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的状况、《操作指南》一系列的修订、世界遗产项目理论发展方向的变化，以及不同时间段遗产中心开展的工作，比如定期报告、上游程序等等。这些都是观察报告专题文章的内容。
这里想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世界遗产发展方向的简单观点和看法。从1994年开始，教科文提出了世界遗产领域的全球战略，当时认为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世界遗产名录》地区分布的不均衡，围绕着这个话题世界遗产领域讨论了很多年，而至今这个话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统计结果显示，近几年整个《世界遗产名录》的地区分布仍然是非常不均衡的，北美和欧洲地区列入名录的项目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地区。能力建设最差的地区，如非洲和拉丁美洲，每年能有一项成功列入的遗产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这种现象在今年的表现非常突出。这展示出地区能力建设的不均衡，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世界遗产项目的健康发展。
以今年成功列入的世界遗产地区分布为例，大家可以看到，欧洲项目占到一半以上。大家可能都知道今年是最后一年，能够一个国家申报两项世界遗产，所以很多欧洲国家也希望借今年的机会有更多世界遗产成功列入。亚洲跟其他区域相比，能力还算是比较好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韩国和日本这几年世界遗产的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也曾做一些遗产主题分类的数据整理，整理了2013到2017年所有列入项目主题的分类，这样的工作可以使我们看到近期申报比较多的遗产数量，从而更好地指导我们未来的申报策略。
可以看到近年来的遗产主题划分，或类型划分的不均衡也依旧存在。虽然这是全球战略当时提出希望解决的问题之一，但是从遗产资源客观情况来看，这种主题和类型不均衡是先天存在的，这是一种客观现象。统计显示，近期以历史城镇、文化景观类型申报的项目很多，特别文化景观数量增加明显，此外还有近现代工业遗产等，这在今年申报项目中是非常明显的。
近年大家关注的另一个话题是政治化倾向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件事情的关注度到底怎么样，比如说其实我们参加的世界遗产大会来看，似乎很多人都认为2014和2018年的大会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比较直白的表现就是，咨询机构给建议不予列入（N）的项目，经过世界遗产之后就列入了，不予列入的项目意味着基本的评价结论是不具备突出普遍价值，由不予列入变成列入，这是从完全否定的态度变成认可遗产的价值。
今天的实例，比如阿塞拜疆的遗产地舍基古城历史中心。从咨询机构的角度是不予列入的项目，今年通过主办方的努力成功列入，这样的项目一旦出现甚至有增加的趋势，就是一种政治化倾向在世界遗产领域直接的表现。
图/舍基古城历史中心 来源：世界遗产中心官网
不过，我也希望大家注意到上一届和这一届世界遗产大会评估结果相比，咨询机构有时对同一个项目的评价也产生了质的变化，比如意大利的普罗塞克葡萄酒庄。项目作为文化景观申报的时候，咨询机构去年给的建议是不予列入，今年咨询机构就翻盘表示可以列入。从专业的角度说，这意味着，如果一个遗产地的范围和遗产构成在进行缩小后，价值标准减少，就可以从没有突出普遍价值变成有突出普遍价值的遗产地，这其实是有点危险的事情。这涉及到，文化遗产是基于物质遗存本身的价值，还是说遗产只是一个通过物质遗存讲述非常完整的、很好的故事，这是值得大家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图/普罗塞克葡萄酒庄 来源：世界遗产中心官网
其实一些具有政治化倾向的案例，是跟着巴勒斯坦作为缔约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开始的。以巴勒斯坦列入的项目，耶稣的诞生地为例，遗产的核心是教堂和朝圣的线路，以及线路两侧一系列建筑。这个遗产是紧急列入的形式申报的，咨询机构当时是给了不于列入的建议，不过最终委员会还是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也列入濒危。今年，由于这个项目已经成功地“完善”保护管理状况，今年的大会上它从濒危名录变成了“普通名录”。这类项目的增多无疑是政治化的一种表现。
图/伯利恒耶稣诞生地 来源：世界遗产中心官网
去年是我们第六次参加世界遗产大会，当时在会议期间做了一个边会，邀请了一些在世界遗产领域比较有发言权的专家参加。我们当时请了ICOMOS现任主席河野俊行先生参加，他说现在世界遗产申报存在一些问题，一类问题是，由于世界上许多最具有突出性价值的遗产地已经列入名录了，所以现在申报的遗产地更多地是从以前的还未充分代表的价值缝隙中去分析价值，大家都试图寻找空白点，但是不知道这些空白点是不是真正的、对人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空白点。
还有一类具体的保护管理成本的问题——他用方便面代表系列遗产——系列遗产遗存的要素非常多，构成复杂，申报和保护管理状况评估，包括反映性监测的成本极高。从实际操作层面，这将给世界遗产的发展带来很大的挑战。
与此同时，一些面临濒危状况的遗产，比如说叙利亚在战争情况下遭到破坏的遗产，这些现在还未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已经遭到破坏的遗产，在现有的申报和评估体系下是很难成为世界遗产的，即使具有突出的价值，但是因为保护管理状况很差，从规则上讲也没有申报世界遗产的可能性。对于这类遗产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是他作为主席的设问。
此外，我们还关注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濒危世界遗产主要集中在非洲以及阿拉伯地区，很多近期列入的濒危世界遗产都是因为战争、自身保护状况问题等，这些比较硬性的指标列入濒危。去年的报告对濒危遗产从1978年到今天建议列入濒危世界遗产的威胁因素做了统计。不难发现，本体遭到破坏的遗产基本会没有争议地列入濒危，不过近期也存在一些因为遗产地整体环境景观协调性受到破坏的遗产而被列入濒危的情况。这些列入濒危的遗产涉及到完整性的问题，特别是视觉完整性，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比如维也纳历史中心列入濒危。遗产地面临的问题是城市发展对世界遗产的负面影响，造成列入濒危。
而还有一些因天灾人祸或遗产地遭到物质性的破坏被列入濒危的情况。如果按照2018年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梳理近期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基金的情况会发现，基金是有限的，而很多项目依靠预算外基金，这意味着教科文组织自身没有钱进行援助。那么，这也造成一些咨询机构要求列濒危的遗产地激烈地反对列入濒危，反对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教科文遗产中心并不能提供足够资金和技术开展援助，那为什么要列入濒危？一个典型的实例就是尼泊尔加德满都，因为地震遭到很多的破坏，遗产地经过了多次评估，每次都反对列入濒危，因为缔约国认为这既影响旅游业发展，影响遗产地的声誉，也拿不到援助。这是现在世界遗产保护管理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图/地震前后的加德满都杜巴广场 来源：网络
说到本次会议的体验，从上一届开始，很多人都在批判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政治化倾向。从我个人的感觉来看，首先咨询机构自身对评估标准和原则有一些不清晰的地方，其次也存在委员会利用政治手段“翻盘”的情况。而在保护管理状况方面，保护管理状况最近整体地反映出世界在政治上的动乱以及战争，世界发生的灾害会直接的影响到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状况，这是不容置疑的。而列入濒危以后，或者面对这些威胁之后，从教科文这类国际组织的角度又能做什么工作？也是值得思考的，因为似乎现在并没有看到很强的援助性措施。
图/正在修复中的九层神庙 来源：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孙燕：
我们今天我们团队的几个人都来了，大家是否想分享这次开会的一些体会或者感想？
钟乐：
我随便说两句，因为我这两天正在整理开会的内容。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大会，我去之前觉得很奇怪，这么多人去的会要开10天，肯定其中几天是重头戏，另外几天比较轻松一些，其实不是这样。
刚才说到政治化的问题。第三方学术机构会说世界遗产公约有超脱于国界的身份在那里，但是实实在在地讨论，缔约国他们是有国家身份存在的，所以想要不政治化其实是不太可能的，这是我的一个体会。相当于说，在政治化的前提下，怎么样能够把世界遗产公约从1972年开始，到现在贯彻的保护内容体现出来。这个有点像所谓的带着镣铐跳舞的感觉，那个镣铐一定在那里的，怎么样在有镣铐的情况下做好。
还有就是第三方的咨询机构给出的意见被推翻，包括自己推翻自己的问题，这就是形式与内容的问题，比如说阿塞拜疆的气泡酒项目也是不建议列入的。但自己推翻自己和别人推翻你这两者之间哪个更不好，更不具有可信度，其实很难说。现在就像已经到了一个从缝里面去看问题，你脱离了这个看问题的角度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看，怎么样是对突出普遍价值有帮助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可能是一个新的衡量的标准，到底哪个更接近于突出普遍价值（OUV）。他不会说我是绝对有，你是绝对没有，只是哪个角度更接近。
第三个，其实可能大家关注度的问题。我也是这个领域的新人，我不知道世界遗产这个对遗产领域的人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底有多重要，这可能是每个人，包括我们做研究的人可能都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它如果重要，他在哪些程度上可以指导你的生活，或者是有可能指导你的生活方式吗？现在很多欠发达国家的发言表示说，我的生活方式还不能达到有电，达不到安全的水和环境，还给我提保护，我如何去跟我的人民群众说你的水电站不能造了，用不上电了。我们现在已经在比较好的物质条件下了，那世界遗产保护能不能指导我们的生活，而它对于我们来说是什么，这个可以是媒体传播世界遗产时候关注的问题，这也是我自己关注的一个问题，大概就这些，谢谢。
胡玥：
其实我今天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参加讲座的，尤其是有乔鲁京老师和奚牧凉老师，主要是想向各位了解一下如何将专业知识向公众传播。因为刚才孙燕老师也介绍了，我们观察团出版了多本专业观察报告，它是对遗产大会一个后续的深度研究，但是我们每次遗产大会做的即时现场报道也很重要。我从自己参与的大会过程中感受到，这项报道很重要的内容是“转化”，是将这种特别专业的知识，或者是专业人士关注的角度和问题进行转化后，向更多的公众进行宣传和普及。目前大家更关注的可能是说中国的遗产项目或者其他国家申遗项目的成功。我们希望专业人士所关注的问题也同样成为其他大众关注的，这需要我们考虑如何将这种专业问题做一个转化。从我个人来说，我自己更在意的是濒危遗产能受到更多人的关注，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