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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之于长城，既能生出滔天巨浪以为威胁，也能成为勇者之臂以为护佑；既铸就战争之基以为支撑，又化作生命之源以为依托。二者的相互作用，贯穿了半部中国史。

明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

年轻的皇帝朱祁镇和他的20万大军被入侵的蒙古瓦刺部军队包围。他们刚刚经历了一次苦不堪言的北京——大同长城26日游，此时已经疲惫至极。围困明军的蒙古骑兵只有数万，又没有攻城器械，但他们的首领也先对拿下土木堡充满信心。他知道怎么让明军自己打开城门走出来，因为他们必须出来。

这是一个边长只有几百米的小城。时值盛夏，20万将士在城中摩肩接踵，更要命的是，城堡里没有水。距离土木堡最近的水源地在城南十五里，可是也先已经捷足先登，把它占领了。饥渴难耐的明军士兵在城中四处打井，据说打到两丈深，却一无所得。这样下去，就算蒙古人不来进攻，明军自己也会崩溃。随军的兵部尚书邝埜知道土木堡是死地，屡屡向皇帝进谏，请求迅速撤退到宽敞坚固，又有大河穿过的居庸关，却在皇帝专宠的大太监王振不可理喻的阻挠下一次次被驳回。

也先把明军的困境看得一清二楚，于是使出了一条恶毒的计谋。他派人到明军营中假意言和，然后又假装解围。蒙古人一走，嗓子冒烟的明军冲出城堡，奔向河边。就在这时，瓦刺伏兵大出，战斗变成了单方面屠杀。

这个悲惨的故事告诉我们，水源对于长城至关重要。在长城选址时和防守过程中，如果能充分考虑对水的有效控制和利用，水就是长城的盟友，否则就是劲敌。

中国古人很早就懂得这个规律，并且从建长城伊始就在实践中加以遵循。

如战国齐长城自古济水连绵入海，以水终始。又如燕南长城之于白洋淀是防洪堤，而白洋淀之于长城就成了护城河。相传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宛回至敦煌，大军焦渴难忍。李广利于是用手拍打山岩，仰天悲誓，又用佩剑刺山，霎时如瀑的泉水奔涌而出，兵士得以畅饮。这处泉水后来被称为“悬泉”。后来，汉胡在悬泉附近建立了悬泉置，成为河西长城防线的重要交通节点。

在汉长城沿线，水不仅对一个驿站形成了战术支撑，更可以让整条长城防线获取战略优势。汉代河西走廊北缘的长城，从玉门到布隆吉一段建在了疏勒河北岸。在酒泉汉代长城外侧，百余座烽火台组成的“烽燧线”沿着与长城垂直的方向伸向大漠深处。实际上，这些烽火台都分布在汉代的弱水，即现在的黑河及其支流沿岸，并通向古称“居延泽”或“居延海”的大湖。河西走廊的沙漠戈壁中，河流与绿洲对于汉朝和匈奴都至关重要。汉军可以凭借它作为进击匈奴的桥头堡，霍去病远征匈奴的大军就曾途经居延泽。匈奴南下骚扰汉朝边境时，也须在此饮马。汉朝控制住这些水源，匈奴便失去了南下的根据地。

城与水的纠缠，在比较晚近的长城相关文献中也并不少见。明代西北边疆，有很多为专享水源而兴建的墙体和要塞。宁夏盐池县有一眼铁柱泉，驻扎在河套地区的蒙古骑兵“每至必饮马驻牧，数日而后出”。为了排除军事隐患，三边总制刘天和在此修建了一座城堡，名为“铁柱泉城”，把泉水圈在城中。同样的例子，还有甘肃镇长城以南、嘉峪关附近的峪泉。《明世宗实录》和嘉靖《宁夏新志》中就有这样的记录：嘉靖十五年（1536），三边总制刘天和曾在宁夏北部的黄河东岸“从横城至南山口奏筑垒堤一道”，堤外就是一马平川的河套地区。河套之于历代中原王朝的战略意义，我们已在前文详加解释。在这里我们只需要了解，“垒堤”一词，本就是“壁垒”和“堤坝”的结合，而其所在的位置，正是明王朝烽火迭起的边疆和前线。成化十五年（1479），宁夏巡抚贾俊曾在这里修筑了“沿河边墙”，以防止蒙古骑兵在冬季趁黄河结冰时渡河袭扰。所谓“垒堤”的修筑，就是对这条旧有明长城的修缮。这道长城，相对于明朝的国土，也是修在黄河外岸的。

如果在空白中国地图上画出历代长城，你会认为很多长城的选址和走向都是匪夷所思的布置。但如果再画上河流、湖泊，这些布局便合情合理了。

本文摘自《长城画传》第三章 长城兴工程

《长城画传》于2023年出版，属“国家文化公园画传系列”丛书，系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大运河画传》与《长城画传》编撰”成果之一，该项目已于2023年结项并获评“优秀”等级。《长城画传》立足于总结历史经验，依据长城研究的最新成果与充分的实地调研，结合当下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具体操作，运用翔实的历史资料与丰富的图片影像，历经各领域专家审核论证编撰而成。

本书共分为7个章节，梳理了中国长城2500余年的修建史及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并通过整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考古实物材料及传说故事，以生动的故事为线索串联历史事件、人物，传播长城文化遗产价值，宣传长城保护理念、管理工作成绩，探讨展示利用创新模式，让长城研究与保护成果惠及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