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中国文化遗产》2023年第4期：专题研究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文明的解读和传播（下）

对批判遗产研究中权威遗产话语问题的再审视——以上海提篮桥地区为例

王思渝（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 北京 100871）

摘要：关于“权威遗产话语”的讨论发展至今，仍有学者质疑其是否存在过度诠释的倾向，也仍有学者对其采用过于简单的二元对立式的理解。上海提篮桥地区的遗产案例说明，物质本体第一位、价值的选择、横向做比式的遗产话语生成模式的确是存在的；保护与展示的“共谋”也能进一步推动遗产话语的生成；但所谓的专业化的自洽逻辑、动态发展过程、内在兼容性、现实条件的制约等因素也都是不应被忽略的。

关键词：批判遗产研究；权威遗产话语；专业化；保护与展示；二元对立；提篮桥

批判遗产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已经成为国内外遗产研究领域日益引人注目的声音。关于何为批判遗产研究、其与遗产实践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其视野下来理解中国问题，等等，诸多问题已经得到广泛的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劳拉简·史密斯（Laurajane Smith）所提出的“权威遗产话语”（Authorised Heritage Discourse）常被认为是影响乃至代表了当代批判遗产研究思想的重要论述之一。

结合史密斯在其著作《遗产利用》（Uses of Heritage ）中的整体论述[1]，以及不同访谈中的表述[2]，我们可以将“权威遗产话语”的内涵理解为以下层面：遗产保护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是一个不同主体参与建构、共同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专家学者等精英群体拥有了更为强势的话语权，而其他群体的话语权、更为本土的文化认知则常被忽略；专家学者拥有话语权的过程是一套“自我指涉”的过程，建构了什么是遗产、如何保护，并规定了谁有权力来界定什么是遗产，从而形成一个权威化了的保护体系和实践逻辑；该话语通过进入国际宪章、文件，从而成为普遍性的标准乃至“常识”，进而固化了自身的“权威性”；在这套权威化了的话语背后存在着意识形态和社会治理的机制；该话语带有物质中心主义的倾向；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该话语也存在着西方世界的遗产观是否具备普适性等问题。

中文学术界已有诸多学者围绕“权威遗产话语”问题展开了诸多讨论。部分学者着力于进一步介绍或解释该概念的基本内涵[3]；部分学者则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国家权力和西方话语的进一步反思，借此替其他被忽略的群体发声[4]，或重新强调本土话语的重要性[5]。正如上文所提，“权威遗产话语”本身的内涵是丰富的；因此，不同学者所选择的与之对话的侧面也有所不同。例如，刘朝晖主要围绕物质性与非物质性过于分割的问题展开，强调在此模式下，社区层面的遗产认同、历史记忆等并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6]。朱煜杰则围绕着全球性的遗产话语与地方文化实践之间的张力，试图在“权威者”之外寻找到更多元的话语体系[7]。

通过上述学者的工作，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权威遗产话语”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值得关注的成果。但是，笔者认为，围绕着“权威遗产话语”，仍有值得进一步厘清的问题。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随着“权威遗产话语”的发展，部分研究者也对其合理性提出质疑，即，这是否仅是一种过于批判性的局外人视角下的过度诠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仍然需要置于具体案例中重新审视，才能进一步理解“权威遗产话语”的渗透力。

其二，随着对“权威遗产话语”权威性的日益强调，部分支持批判遗产研究的研究者也容易产生一系列简单化的误解，以一套截然二元对立的观念来看待官方与非官方、权威（包括专业化群体）与大众，或者暗含着将权威等同于官方的意图，或者将这套二元性直接全然理解为一套政治性或治理术的产物①。在此背景下，如燕海鸣便提出要以一种“共情”的态度去理解“权威”，这也是基于其对“权威”问题被脸谱化的反思[8]。而要做到这一点，同样需要在具体的案例中加以理解。

为了完成上述研究目的，本文选择上海市提篮桥地区作为研究案例。对于遗产研究领域的学者而言，提篮桥地区的保护问题并不陌生。之所以要再审视这样一个案例，原因在于提篮桥地区包含了诸多已经被列入官方遗产名录的遗产点，但是各自的价值内涵和遗产化历程又有很大区别。因此，对这样一个地区的再观察，能够有助于回应上文所提出的两方面问题。

一、保护的逻辑

今天论及提篮桥地区的遗产保护工作，最常被提及的便是“上海市第一批12处历史文化风貌区之一”，这一身份的实现源于2003年正式施行的《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的推动。虽然在此之前，提篮桥地区的部分单体建筑已经受到学术界和官方遗产保护行动的关注；但拥有了“历史文化风貌区”这一身份之后，其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实践者展开了诸多行动，研究者形成了诸多论述。这些行动与论述恰可反映现代遗产保护的诸多内在逻辑。

具体而言，从中可见以下不同方面的保护逻辑：

其一，提篮桥的案例体现出，遗产话语的生成、保护问题的起始，物质本体的存续与否的确是基础。提篮桥地区自2003年之后开始制定保护规划，规划的逻辑实际上可以被进一步细分为两个方面，即，挑选出该地区内“有价值”的对象，以及从居住条件的角度理解如何改善现状。而这两方面的工作都是围绕着该地区内的建筑、空间、肌理等物质性载体展开[9]。张艳华、卫明在论及提篮桥地区的保护逻辑时也曾提到，“如果以一种纯建筑或是纯艺术的眼光来看，提篮桥似乎没有太多值得保护的内容”[10]。这样的表述实际上恰好说明“纯建筑或是纯艺术的眼光”是过往常在遗产保护中所出现的逻辑。

其二，横向做比、寻其异质的选择逻辑在保护的过程中是明显的。陈飞、阮仪三系统论述了上海市第一批12处历史文化风貌区之间的异同和内在选择逻辑。文章中也曾提到提篮桥地区建筑面积最小，历史建筑数量也较少；但在论及该地区的遗产价值内涵时，强调了提篮桥地区所代表的犹太历史的重要性，将这段历史视作与其他地区相比“非常重要的历史侧面”；同时，也用大量笔墨论证提篮桥在建筑、空间、肌理等方面相较于其他地区所具备的特色[11]。张艳华、卫明则直接以“特质城市遗产”来理解提篮桥地区的价值特性，也暗含了此类比较的逻辑[12]。由此可见，恰如“权威遗产话语”所指出的，所谓遗产价值，涉及到包括专业学术群体在内的决策者对不同历史和文化侧面的选择；借助其最为异质性的一面，以求建构或拼贴起关于整个城市更为全景主义式的历史叙事。

其三，在保护的过程中，正如诸多关于“权威遗产话语”的讨论中所重视的，“专家”群体的身份是重要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专家”的实践逻辑是否完全可以被归纳为官方的、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恐怕仍需谨慎看待。作为一种目的而非仅仅是工具的专业化是不应被忽略的；并且同时，这种专业化过程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动态发展和具备一定兼容性的，不应被简单置于“权威化”的一面而被批判。以提篮桥为例，上文已述的保护逻辑多是依据建筑、规划等学科内在的专业化理据而进行，其或许在事实上造就了一个权威化的遗产；但若论其初衷，则并不会看到过于直接的政治性或意识形态性的一面，其实践理据更多仍是源于学科分工之后的专业化所长②。同时还应注意，“风貌区”概念的提出已经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单体建筑保护，其在物理空间层面作出了延展，在时间维度上也显得更为包容，同时其内在也包含有对更多元的城市价值、在地社区更为日常的生活模式的重视。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主流的专业化理念中关于“城市遗产”概念的发展，成为重要的支撑[13]。这与批判遗产研究当中对单一遗产话语的解构实际上是同向而行的。

其四，现实条件的制约或导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保护与否这一问题的走向，这是诸多“权威遗产话语”式的分析当中所常忽略的。正如上文所说，专业化遗产理念的发展影响了保护过程中的诸多选择。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专业化遗产理念，其本身也是多样的；在遗产实践的过程中，用怎样的专业化理念来为实践服务也是一个选择问题。而这样的选择与实践中所遇到的现实条件密不可分。以提篮桥为例，上海市的现存物质遗存整体在年代性上更偏向于近现代，旧城保护嵌入到城市发展整体框架中的时间较早[14]，本土的专业化保护力量较为完善，诸如此类的条件都影响了上海最终能够接受上述专业化理念实践到提篮桥区域。同时，提篮桥地区的保护与国际犹太社群的活跃有着密切联系。曾在提篮桥地区居住过的犹太人在陆续离开中国之后，仍保有关于该地的记忆与情感联结。因此，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在国际犹太社群中多有关于提篮桥地区的讨论。自1980年代以来便有犹太后裔多次探访旧地并得到中国官方的认可，部分犹太裔艺术家曾以之为素材创作艺术作品并运回提篮桥当地[15]。张艳华、卫明的论述中也曾提及“犹太人纷纷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对此地段的关注”[16]。这类关联群体的活跃事实上也构成了“保护与否”“如何保护”所不能忽视的现实条件，最终影响了保护的走向。

二、展示空间的意义

上文的讨论围绕提篮桥地区的保护问题展开。实际上除了保护以外，遗产的展示也是另一个理解遗产话语的窗口。这二者之间的联系在过往的学术研究中仍缺乏更为细致的讨论。对这种联系的关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在一个遗产地的范围内，保护与展示的问题是如何双向影响的；所谓的专业化力量（此时主要体现为一种博物馆术逻辑）在如何发挥作用。进而有助于我们延伸关于保护的逻辑、所谓“专业化”内涵的理解。

提篮桥地区最主要的展示空间即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该馆位于今上海市虹口区长阳路62号，也即提篮桥风貌区内，其主体依托摩西会堂而建。1950年代，战争时期的犹太难民及后裔逐渐离开中国，在战争时期曾作为犹太难民精神信仰空间和聚集地的摩西会堂建筑尚存，但也已关闭；1990年之后，上海市虹口区人民防空办公室迁入该地，这里成为政府办公场地；1992年中国与以色列建交，摩西会堂开始开辟出部分空间对外展示，并接受部分参观预约；1993年以色列总理拉宾访华期间特意访问了该地；1994年，当年犹太难民的另一活动地、与摩西会堂紧邻的霍山公园设立犹太难民纪念碑；1997年，有关部门以摩西会堂为基础批准设立“犹太难民在上海纪念馆”；2007年政府办公机构从摩西会堂迁出，“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正式全面开放；2015年，虹口区推出“方舟之路”的品牌，进一步强化博物馆与提篮桥地区其他犹太历史相关建筑之间的关系，将其统一在一个整体的历史叙事之下；2018—2020年，为进一步满足博物馆业务层面的需求，该馆完成改扩建，重新对外开放。改扩建之后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展览分为“逃亡上海”“避难生活”“患难真情”“战后离别”“特殊情谊”“共享未来”六个部分。从这六个部分的叙事比重可见，战争的苦难并非展览的重点；在苦难之下，难民与原住民之间守望相助、共同扶持以及因而结下的友好情谊成为展览最核心的内容。除了上述基本信息之外，杜捷欣也曾经较为全面地整理过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建馆历程[17]。

综上，当我们将展示的问题也一并纳入考虑之后，能够进一步看到以下方面的问题：

其一，通常的“权威遗产话语”仅告诉我们，“权威”会通过各类行动建构起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而在提篮桥案例当中，其为我们展现了一条具体的实现路径，即，保护与展示的“共谋”可以成为推动遗产话语不断向前、不断强化的重要路径。展示空间的存在与发展在这个案例中成为重要的“抓手”之一。成为这样的“抓手”需要两方面的条件：首先，其要足够显性，要能够通过一系列的专业化逻辑推动实践不断向前进。可以认为，正是对摩西会堂这样一处潜在的展示点的重视，以及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所开展的一系列收藏、研究、展示、社教、建立社会网络等工作，推动着提篮桥地区的保护工作不断“有事可做”。其次，要能够与保护等一系列的相关联行动之间保持默契。在提篮桥地区能够看到，保护之后所形成的价值叙事，也构成了相应的展示点选择被展示内容的基调和前提。展示空间将自身嵌入到保护的问题之内，对于自身而言是有便利性的。对于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而言，其既是具备真实性属性的遗产地，又是对外展示的专业化博物馆空间，同时也是相关社群得以重新聚集、重新活跃的“接触空间”。通过多重身份之间相辅相成，完成了彼此成就。

其二，展示空间所开展的一系列专业化实践也有其自洽性，而非仅基于部分“权威遗产话语”式研究当中所单一强调的权威身份。想要成为展示空间，相关实物的出现是必要的基础。由于摩西会堂和周边地区的建筑原貌在较长的时间内得以保存，因此，从1990年代开始便不时有犹太人旧地重游，而当时尚处于“前博物馆”状态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在事实上担负起接待功能，如此一来，也陆续吸引到相关实物的捐赠。博物馆自身的专业化力量日益成熟之后，通过志愿者、口述史访谈、外事活动、私人关系等形式担当起与国际国内相关社群及个人相互沟通和联系的职责，这种方式也成为博物馆不断丰富实物材料的助力。同时，该博物馆通过不断举办或参与临时性的展览，不断发展自身专业实力，积累了可供展示的素材和如何展示的经验。较为典型的展览例如“战火中的诺亚方舟——犹太难民在上海”（2005年）、“犹太难民上海情”（2010年）、“德国纳粹死亡集中营——奥斯维辛集中营”（2012年）等。总体来说，之所以开展上述实践，很大程度上还是源于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身为一家专业化的博物馆，其内在的专业化逻辑要求，而非基于某种单一的政治性考量。

其三，遗产的保护或展示不仅仅受到遗产研究或博物馆学等单一专业的影响，其背后是多专业共同转向或合作的过程。以提篮桥地区为例，与之相关的历史研究导向构成了相应的空间受到重视并“有话可说”的前提。1980年代以来，国内外历史学领域已经开启对上海犹太难民问题的关注，并为提篮桥地区的保护和展示工作者所重视。21世纪之后，博物馆也在不断参与到犹太难民历史研究相关的国家重大课题当中，以充实自身的专业实力。这种多专业共同转向或合作的现象也意味着，如果仅将“权威”理解为单一专业化精英知识群体，或所有专业化精英知识群体“整齐划一”式的行动，或许显得过于粗糙。

其四，特定身份的关联社群的话语权历来是“权威遗产话语”研究所关心的重点；专业化内在的兼容性在展示的问题上也有所体现。提篮桥案例的展示工作表明，“抓手”的专业化实践成为关联社群得以介入相关遗产话题的契机和窗口。正是由于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一系列专业化工作，才让国内外的犹太关联社群有了不断发声、自我表征的机会。换言之，曾被“权威遗产话语”所批判的专业化逻辑在这个案例中成为多元话语之一得以发挥作用的重要依托。

三、主流以外

上文讨论了近年来提篮桥地区在遗产保护与展示问题上的主要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不难发现，上文所论的遗产对象大多是与犹太历史相关的物质遗产。这也是该地区现今活跃的最为主流的遗产话语。而对于“权威遗产话语”式的分析而言，其重要的工作之一便在于，不将目光仅停留在主流之内。以此思路来重新审视提篮桥地区，同样位于该地区内的提篮桥监狱和下海庙的位置便显得更饶有趣味。它们既是受到了官方和在地社区认可的“遗产”，却又没有跻身在该地区最主流的遗产话语当中；因此，对其位置加以考察，便也能从另一个角度理解遗产话语的生成。

提篮桥监狱始建于1901年，被称为“上海近代规模最大、最早的现代形制监狱”，以及“远东第一监狱”。新中国成立之后，监狱得到沿用，并基本延续了1935年之后所形成的建筑规模和形制；2013年前后，该监狱陆续传出搬迁、停用的消息。在部分研究文章中，提篮桥监狱被视作中国司法制度演变的重要历史见证，监狱建筑本身也被认为具备建筑史层面的价值[18]。至于下海庙，多认为其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最初为民间祭祀海神所建，后逐渐扩展到供奉城隍。借由民间自发的信仰活动，以下海庙为中心的地区也逐渐发展成为提篮桥片区的商铺聚集区[19]；在19世纪末的近代上海，这里也是江北难民、底层劳工聚集之地[20]。因此，下海庙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也具备了区域社会中心的地位，见证了区域历史的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庙宇建筑遭炮火焚毁；1941年后在原址重建，形成了今天可见的下海庙建筑的基础。

由于具备上述“价值”，1994年提篮桥监狱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1999年在提篮桥监狱内建成“上海监狱陈列馆”，主要展示内容包括中国监狱史、上海监狱史、关押日本战犯等相关内容，具备一定的对外展示和接待功能[21]；2006年下海庙被公布为上海市虹口区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提篮桥监狱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尽管如此，如果进一步对比犹太相关建筑与提篮桥监狱、下海庙在整个提篮桥地区的对外宣传比重、投入力度、被列入官方遗产名录的时间和级别等，仍然不难发现，后者受到的重视程度仍是有限的。

之所以如此，具体来说，提篮桥监狱和下海庙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这也可以进一步说明遗产话语得以生成的内在逻辑：

其一，物质本体第一位的原则再次得到了显现；专业学术群体所建立起来的专业化逻辑再次发挥了作用。例如，下海庙在官方的遗产级别上被纳入时间较晚、级别有限，很大程度上还是受限于其物质本体在年代性上不够久远，早期建筑不存；真实性上经历了后代的新修。这便与主流遗产话语当中最为底层的专业化逻辑之间存在矛盾。

其二，价值的选择性意味是明显的。例如，提篮桥监狱所代表的价值内涵虽然在进行保护和展示之时已经很大程度上往建筑成就/监狱史等更为中性的话题、抗战纪念等更为正面的话题上引导，但是，其仍然在较长时间内持续发挥着现代监狱的作用。在广大上海市民的社会记忆当中，这是一处仍在使用的监狱，与犯罪、死亡、暴力等话题存在潜在的关联，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其带有“黑色遗产”的性质。这也使其很难成为一个地区建构自身遗产话语时的首要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提篮桥监狱最终又能够被纳入到官方的遗产话语之内，存在着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即，更宏观的区域发展的推动。随着提篮桥监狱所在的北外滩地区日益成为上海航运和金融发展的重点区域，有关方面提出，“监狱关押大批犯人，严重制约了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22]，这构成了搬迁提篮桥监狱的首要动因。而在此推动力之下，原址的拆或留问题便自然浮出水面。罗德尼‧哈里森（Rodney Harrison）曾提及，遗产的出现本就与人类社会所不断生产出的废墟和冗余密切相关；遗产恰是一种处理废墟和冗余的现代性技术[23]。提篮桥监狱的故事恰也说明了这套逻辑，即，当一栋建筑即将成为废墟和冗余之时，此时去选择遗产作为一种身份便是更为理所应当的。

四、结语

通过上文的讨论，简要描述了提篮桥地区与遗产保护相关的部分问题。在这样的一幅图景当中，我们能够进一步回应本文开篇所提出的两个问题。

一方面，能够看到批判遗产研究和“权威遗产话语”这类思想的渗透力。在提篮桥地区的遗产保护过程当中，物质本体第一位、横向做比的价值排序、对不同价值的选择等常被批判遗产研究者所论及的话题是存在的。并且，恰如“权威遗产话语”所指出的，这样的过程的确是通过专业化群体的认可而奠定了自身的合法性；由专业化学术群体为主导的专业化逻辑的确是推动保护和展示实践不断“向前进”的最主要动力；通过这一系列的实践所形成的“主流”叙事的确是强大的，更多元的局面、更底层的叙事尚没有完全形成。这都说明了“权威”的确是存在的。

而另一方面，我们还能看到，所谓“专业化”也并非“铁板一块”，专业化逻辑并非毫无兼容性，其自身恰是在朝向更具兼容性的一面动态发展中；所谓“专业化”，实际上甚至存在一个多专业“共谋”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专业化”的过程中，专业化群体的实践初衷都不一定完全对应一个预设了的政治性或治理术问题，专业化群体还是因专业化实践本身更为自在的逻辑而在行事。相关联社群的发声有时恰好需要倚重这套专业化逻辑。当然，以劳拉简·史密斯为代表的学者也曾注意到这种兼容性，但也会对这种兼容性自身的“成见”和挥之不去的“自上而下”属性产生进一步的批判[24]。劳拉简·史密斯习惯从学科本身的政治性出发来佐证她的批判性研究，她对美国“文化资源管理”政策对考古学学科理论产生的影响的讨论便是一例[25]。诚然，这样的现象是存在的，但恐怕并不普适。就提篮桥的案例而言，我们实际上并没有看到过多对“下”的“成见”；“自下”的声音或许的确未曾占据主流，但这恐怕并非由于“成见”或更隐性的权力企图或学科政治性所导致的，而偏向于专业化分工之后，在一种“各司其职”的思维下的自然产物。在此基础上，还需要结合具体的现实条件或事件的推动，这才共同造就了最后的遗产话语。因此，若将所有的专业化实践理解为一种纯粹政治性或完全没有“自下”式思维的产物，显然会有过于粗糙之嫌；过于简化的二元关系式的理解是不准确的。

综上所述，上文的讨论主要旨在回应开篇所提出的两个理论问题。当然，从保护实践的角度，实际上也在提醒我们，批判遗产研究或者“权威遗产话语”对于重新理解遗产保护这一行为仍然具有意义，它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去理解一些的确存在但常为我们所忽视的事实；而批判遗产研究未来的意义之一或许不全然在于消解权威、政治性或者二元关系，而在于理解或揭示更为复杂的主体关系、每个主体更为自在的行为逻辑，并在这之间寻找到更为共通和兼容的对话可能。 

注释：

① 这更多的是后继学者们在进行诠释时的误区，劳拉简·史密斯的本意也并没有如此的截然。

② 当然，在更广的社会科学领域内也不断有提出，专业化分工和各自的成长同样也是一种现代治理术、政治性的产物；但同样也有研究者持不同的意见，认为这忽略了学术群体自身的独立性、偶发事件或人物的影响以及其所形成的更为自在的自我逻辑。笔者倾向于以后者的视角来理解专业化的分工与自我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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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xamination of 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 in 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 Taking Tilanqiao in Shanghai as an Example

Wang Siyu1,2

(1.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World Heritage Institute of Training and Research for the Asia and the Pacific Region of UNESCO,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 have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academic circles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is context, scholars have been questioning whether it is just an over-interpretation from outsiders. Among supporters of 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 there is a tendency to look at this iss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authority and mass.

In order to respond to such issu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rotection history of Tilanqiao in Shanghai. This paper first theoretically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 put forward by scholars represented by Laurajane Smith, and divides main content into three parts, namely, the logic of architecture and style protection in Tilanqiao, the proces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museum-oriented development, and the protection process of other heritage sites with limited attentions in Tilanqiao.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se three parts, we find that issues such as material noumenon, value selection/ranking, and specialized groups discussed by 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 and 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 do exist.

On this basis, this study further enriches previous studies. This study finds internal differences in the so-called “authorized” or “specialized” groups; the concept of “specialization” is compatible, and there is a phenomenon of mutual support; and actions of “specialized” groups do not directly correspond to a political issue, but are in line with the self-consistent logic of specialized practices. Therefore, this study provides a more detailed explanation path to issues in 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breaking through the binary opposition of 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 and will be conducive to mutual learning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 and mainstream heritage protection actions.

Keywords: 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 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 specialization; protection and presentation; binary opposition; Tilanq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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