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自江南水乡文化大讲堂第二期。
江南水乡文化大讲堂
2023年9月3日，由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主办、文博圈承办的江南水乡文化大讲堂第二期在线上举办。本次大讲堂邀请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学者郝爽分享其在申遗工作中的研究成果和经验，介绍了江南水乡古镇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和申遗的意义，并探讨了如何保护和传承这一文化遗产。讲座从江南水乡古镇要“申”的是什么作为引子，随后从江南水乡为什么能申遗、怎么申遗、为什么要申遗三个问题由浅入深地进行了探讨。
讲座内容分享
从“申遗”谈江南水乡古镇的遗产价值
主讲人：郝爽
江南水乡古镇申什么遗？
在探讨遗产价值之前，首先需要澄清“申遗”的概念。江南水乡古镇是一个有实体的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区别于社会上讨论热度较高的韩国江陵端午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等热点事件，江南水乡古镇“申遗”是申请列入设立自1972年的《世界遗产名录》。江南水乡古镇作为人类建设的城镇聚落，其申遗策略是以文化遗产类别下建筑群的类型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江南水乡古镇为什么能申遗？
具有突出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简称OUV)，这是一处遗产地被评为世界遗产的最基本条件。在突出普遍价值的概念中，我们可以将Outstanding和Universal理解成独特性和普遍性两个指标。突出普遍价值标准一共有6条，涵盖了天才的创造力、人类价值观的重要交流、文明或文化传统的见证等共6个不同的方面，强调了文化遗产的独特性和代表性。
江南水乡古镇作为典型的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申遗文本的编制即是在认定其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前提下来深入论证它符合OUV的哪几条标准。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多年的江南水乡古镇申遗工作推进的过程当中，申遗团队对江南水乡古镇的价值的认知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地产生着更加深入的见解，然后开拓更广阔的思路。
江南水乡古镇怎么申遗？
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是由具体要素组成的，如物质和非物质的因素。通过对江南水乡古镇的价值载体进行识别和分析，可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自然环境的基底，包括古镇内的河道、湖泊所形成的水网；第二类是人类在自然环境上的营建成果，包括建筑、桥梁等构筑物，也包括这些要素之间相互组合，形成的空间与景观，同时还涵盖了一些非物质的东西——比如城镇营建所遵循的一些模式；第三类则是更加非物质一些的，受到水乡社会文化影响而形成的传统技艺、生活习俗等等。
这三类载体都能够承载江南水乡古镇的突出普遍价值，但是承载的方式也略有区别：对于水网环境，它们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们的形成过程当中；对于人为营建，它们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当前所展现出的一种状态上；而对于非物质要素来说，它们主要体现的价值则在于背后所蕴含的文化现象。
对于第一类要素——自然环境基底，目前国内比较普遍地将它定义为太湖流域特别是太湖以东的部分、水网密集的低洼湿地地带。下（左）图的蓝线围起来的范围就是太湖流域的范围。这个地区的海拔高度非常低，除了一道贝壳堆积形成的冈身稍高一些之外，大部分区域的平均海拔只有2~3米，同时这里河湖密布，河道累计长度有4万多米，大型的湖荡就有250多个。这样的环境就给这个地区带来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一旦发生长时间或高强度的降水，这些河湖的水位就会迅速升高，导致整片区域受到严重的洪涝灾害影响。所以，从自然环境和灾害的角度来看，这个区域并不那么适宜人类生活和居住。
但是，随着中原人口南迁的几次高峰期的出现，江南地区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人口的增长和密集的趋势。为了解决洪涝灾害对生产生活造成的一系列威胁，自从春秋时期以来，江南地区的古人就采用了一种非常直接的防灾手段：兴修水利。
江南地区最早的水利设施形式是春秋末期对浅沼洼地的围垦。所谓“围垦”，即是将太湖边缘原本为湿地的区域排干水分，筑起一圈的堤墙以防湖水再次灌入，将堤墙以内的土地作为农田来耕作。这样形成的农田，一般被称为“围田”，或者“圩田”。到了唐宋时期，人口数量进一步增长，生产生活活动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于是在这个阶段，水利营田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圩田不仅仅出现在太湖边缘地带，而是向东侧进行了延伸，而在这些圩田之间，用于排水、泄洪的人工水道，就被称作“塘浦系统”，有“七里十里一横塘，五里七里一纵浦”这样的说法，足以看出当时塘浦水网体系的发达。
随着不断的战乱，到宋代末期，太湖地区的塘浦圩田系统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荒废的情况，因此在元代之初，这里又重新变成了水患、潮灾严重的区域，于是重修江南地区的水利成为了元明两代的重要工程。这一时期，太湖地区水利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塘浦圩田的进一步精细化，存在一个“大圩小型化”的过程，在以前的圩块内部再次开挖河道，把田块划分得更为零碎。这样的改造使得水网密度变得更高，也让有效的耕地面积也变得更大。最终形成了下（右）图这张摘录自明代《东南水利七府总图》中这样的格局。
可以说，这样的水利改造成为了江南水乡古镇形成最重要的基础。随着水网的愈发密集，通过河道的水运交通体系就变得越来越四通八达，而一些原本位于大圩内部的农业聚落的区位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它们变得临近水网，获得了更有利的交通条件。这样一来，这些聚落就逐渐形成了人群和货物的集散地：先是有了开展贸易活动的市场空间，然后逐渐是生产空间，将作坊与店铺融合形成“前店后坊”的布局，接着人们开始在这里居住，营造居住空间，而为了满足人们的居住需求，逐渐也有了休闲、娱乐、宗教、教育等各种功能的空间，形成了完整的市镇聚落。
因此，明清时期的江南水乡古镇这样一种繁荣、宜居的市镇聚落，乃至江南水乡地区存在的密集的市镇网络体系，正是太湖以东江南水乡地区人类不断改造自然环境，特别是元代以来“大圩转小圩”这一自然环境开发利用模式下形成的产物。
郝爽认为，江南水乡古镇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第二类，即空间和景观所呈现出的状态。
首先是建筑布局，也就是建筑和其他要素之间的位置关系——这里的“其他要素”当中，影响最为明显的，显然就是水。随着元明两代“大圩转小圩”，江南水乡地区的土地呈现出一种被水网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局面。受到水多地少而又人口密集的条件所限，在江南水乡古镇的营建和发展中，“集约化”是最为重要的原则。这一原则反映在古镇的平面布局上，就是如周庄这张图底关系图所反映出来的特征，是一种非常紧凑的布局。
这种布局的方式，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种核心的特征：高密度的建筑——如下（左上）图，可以看到建筑之间几乎是摩肩接踵，不留任何缝隙；狭窄的街巷——很多古镇中的街巷宽度甚至不足一米，有些镇里街巷还被两侧建筑的屋顶所遮盖，形成暗巷；纵深的院落——由于临街或者临水面寸土寸金，因此很多大户人家也不得不把宅院的门面做的很窄、为了突显他们的地位和财富，只能在向内的纵深方向上发展，有非常多进院落；极少的开敞空间——从这个卫星影像来看，几乎镇内所有的空间，除了水面，全都被屋顶所覆盖，没有类似广场这种大型的开敞区域。
而在这些特征当中，最具典型性的还是建筑与水之间非常紧密的空间联系。在古镇当中，河道并不仅作为交通出行的通道，同时也是装货卸货和一系列公共活动的空间，因此多数建筑对于临水有着极高的需求。我们可以看到下（左）图上展示出了古镇中几种比较常见的街道剖面，其中一种非常常见的空间序列是“建筑-街巷-建筑-水”的排列次序，临水建筑直接与水相连，甚至建筑边缘延伸到河道上方，与水系“负接触”，从而最大化地利用临水面。
为了充分利用临水空间，部分古镇还形成了比较独特的亲水建筑结构或亲水构筑物，比较典型的有乌镇的水阁、沙溪的河棚间、周庄和甪直的过街骑楼、新场的跨河花园等等。可以说，以上的总体布局形态和建筑亲水形式，都使得江南水乡古镇成为了水网密集地区聚落空间格局的典范。
而从景观的角度来说，“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毫无疑问就是江南水乡古镇中最为典型的景观，这种景观由建筑、构筑、街巷、水系、植被等各种人文或自然要素组成，之所以在江南水乡古镇中会呈现出这样一种形态，也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密集的河道与众多的桥梁来源于江南地区的水利改造，而“粉墙黛瓦”的建筑外观则更多是为了适应潮湿多雨的环境，并结合了当地的自然资源条件而产生的。非常重要的是，尽管古镇的建筑屡经修缮甚至重建，但是这些景观特征都从明清时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至今仍然是人们对江南水乡古镇最为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江南水乡古镇呈现出的景观，也是水网地区城镇聚落景观的一个杰出典范。
最后是关于第三类载体——也就是非物质的，传统、习俗类型的载体，它们背后所见证的文化现象、蕴含的文化特质是展现突出普遍价值的核心所在。目前来说，申遗文本编制团队给古镇所反映的这种文化传统下了一个定义，叫做“江南市镇文化”。既然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那么它就一定有独特的主导群体和表现特征。兴修水利最初的目的是农业生产，而运输、贸易等等其实都是附带的效果。元代以来的圩田，是一种生产效率非常高的耕种模式，像嘉兴、湖州一带依托塘浦圩田而成的桑基鱼塘就是一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高效的农业生产系统。所以圩田的大规模开发，给江南水乡地区带来的是农业生产巨大的、迅速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导致的结果是江南地区实现了粮食的丰收甚至是过剩。下图摘录的一些语句都是来自宋代以来的一些历史文献或诗词，它们都充分反映了江南水乡地区农业的发达。
在粮食生产过剩的情况下，就会有部分农民不再种植粮食作物，转而去生产能够获得更大利润的经济作物，比如江南地区的两大支柱作物棉花和蚕丝，都分别形成了产业的聚集地带。这两种作物还需要通过加工转化为棉布、丝绸这些产品，于是也有部分农业人口转变为手工业的从事者。既然在这个区域内发生了生产的专业分化，那么以市场为载体的、自由的贸易就自然而然地随着交换需求的产生而形成了。初期，这个市场可能仅限于区域内部不同专业产品之间的交易，但随着生产规模的逐步扩大，专业化分工和商品贸易的趋势开始逐渐体现在江南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乃至海外地区之间。
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乃至早期工业化的过程对江南水乡地区的人群构成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原本在传统儒家思想中地位非常低下的商人群体明显地壮大了起来。这种壮大不仅仅体现在人数和财富上，随着明代“捐纳”制度——也就是“买官”的施行，商人们的财富也可以非常有效地转化为权力和地位。所以，很多底层人民，或者是大户人家的科举落榜生，抑或是考中但无官可做的士绅子弟，就开始把从商作为另一条飞黄腾达的途径。这样一来，商人群体事实上成为了江南水乡，特别是从商人员聚集的古镇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群体。
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乡村地区管理的话语权主要集中在士绅阶层的手中，这个阶层包括了乡居地主、退休或赋闲返乡的官吏等等，具有功名、知识和较高的威望。这种士绅阶层主导的乡村管理模式在中国历史上维持了数百年之久。但是，到了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随着商贸活动的兴起以及人口的增长等趋势，这个模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随着商人阶层的崛起，一些商人通过捐纳打入了士绅阶层的内部，同时一些士绅子弟也开始经商，这两个原本地位天壤之别的阶层，如今发生了大幅的互流与融合。我们暂且把这个融合后形成的新群体称作“绅商阶层”。绅商阶层的主导，就是塑造了江南市镇独特的文化面貌的最直接的原因。
“江南市镇文化”的特点较难概括，“多元化”一词可以体现其最典型的特征。
主流的儒家思想使得江南水乡古镇依然保持着尊师重教的传统和文雅的艺术气息，而商业化思维的兴起又使得江南市镇文化极具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主要体现在古镇的祭祀文化当中。在江南水乡古镇中，既有以惠山古镇为代表的以传统儒家“忠孝仁厚”思想为核心的祭祖行为，又有极其多样化的民间神祇祭拜活动，这些神祇大多极具地缘特色，它们的“管辖权限”也侧重于与镇内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手工业产业或水路运输，具有比较明显的功利性；而这些民间信仰相关的活动的气氛也与祠堂祭祖截然不同，经常与市集合二为一，具有一定的商业气息乃至狂欢的氛围，这种特征的形成也和商人们通过宣传来扩展市场的思路有关。
与此同时，我们知道江南水乡还是人文艺术的代名词，众多的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大量的歌咏水乡的诗词歌赋，这里也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代表人物计成编纂其著作《园冶》的地点。但是这些文人们也没有固守自己的思想，而是积极地发掘了原本被认为是“下里巴人”的市民间流行的艺术形式，让它们也能够登上大雅之堂。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昆曲，同时通俗小说的发展也与这一过程紧密相关。
除了刚刚说的这些传统习俗外，能够反映绅商阶层以及江南市镇文化的另一个重要载体在于古镇内建筑的功能。所有古镇内都具备的大型宅院式民居基本上都属于绅商阶层在古镇中的故宅，有些古镇内还分布着一些苏式的古典园林，比如最有名的就是同里的退思园，它们是绅商这个群体所保持的文人属性最好的见证。此外，部分镇中还有一些遗留至今的管理类建筑，比如公所、水利署等，它们见证的则是由绅商阶层主导的对古镇及周边区域的一种偏自治的治理模式。而反映市镇文化的商贸传统、多样化、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建筑功能则包括商业娱乐类建筑、寺庙宗祠类建筑、教育类建筑以及代表着新兴文化的一些近现代名人故居等等。
在新兴的商业思维对儒家思想进行渗透这样的背景下，江南水乡古镇当中也形成了一些其他的文化现象。比如国内女性地位的崛起、西方宗教的传播大多都起源自江南水乡地区，同里的丽则女校、黎里的天主堂都是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实证，同样反映了江南市镇文化高度的开放性。
江南水乡古镇的传统与习俗这些非物质要素能够反映的价值还不仅限于对江南市镇文化这一特殊类型文化的诠释。我们说到市镇文化的产生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江南水乡的自然条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变化而导致的，但是另一些水乡古镇中的生活传统可能与自然环境因素之间的联系更加直接和紧密。比如有些古镇有举办水上集市的传统，另一些古镇可能结合祭祀信仰活动有一些赛艇、水上表演等的习俗，这些是常规的贸易、祭祀活动受自然环境影响而在水乡古镇中产生的一种独特表现。
最后，江南水乡古镇还有一部分价值，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非物质的要素所承载的，但是同时又不涉及到某一个具体的传统，更多的是一种和古镇整体之间的精神上的联系。比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存在于古镇当中的特质，无论是人与水的和谐共处、尊师重教的文化底蕴，还是朴素清雅的建筑、小桥流水的秀美景色，都完美地契合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继而塑造了中国人的审美意趣。对于传统士绅阶层这个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的群体来说，江南水乡古镇可以说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和理想的归宿。而时至今日，对江南水乡古镇的审美已经不再是专属于士绅阶层的。江南水乡古镇已经成为了根植于全体国人心目中的一种文化意象，成为了为中华民族所共同认同的一种“美”的象征，当然也为世界上更广阔范围内的人们所欣赏和享受。
此外，我们也能够比较深刻地体会到江南水乡古镇在维护古代中国王朝经济发展和政治统一层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经济层面，明清时期的江南水乡古镇具有极其兴盛的手工业传统，目前被普遍认为是发展出了早期工业化的萌芽，这种工业化相比发生于欧洲的工业革命在时间上更早，涉及的人口也更多，是中国封建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顶峰；而在政治层面，一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苏湖熟，天下足”，就是江南水乡地区在国内政治地位的绝佳体现——只要掌握了江南，整个疆域的粮食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而江南水乡古镇的繁荣正是江南地区这种突出的地位的最为直观的反映之一。从以上几个层面上来说，江南水乡古镇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和关联性价值的突出普遍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总结一下，我们就可以把江南水乡古镇的几类价值载体和OUV的标准对应起来。像自然环境基底的形成对应的就是标准v，体现人对水网环境的开发和改造，是人与自然互动的代表；人为营建要素的状态对应的就是标准iv，是水网地区城镇聚落建筑总体布局、建筑亲水互动与城镇景观的典范；而非物质传统与习俗的内涵就更加丰富一些，它们首先是对应了标准iii，见证了独特的江南市镇文化，同时也涵盖了标准v和vi的一些内容，是自然塑造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代表，也与重要的事件和思想有密切联系。
最后，对江南水乡古镇突出普遍价值的论述还需要通过和世界上其他有类似价值的遗产地的对比。对比分析从前面总结出的三方面重点价值来展开：第一是对水网环境的改造，第二是位于水网地区的城镇聚落布局和景观，第三则是与商贸相关的文化传统。在水网环境改造这个层面，对比案例包括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阿姆斯特丹、比姆斯特尔圩田等比较著名的通过水利建设、围水成陆而形成的聚落；水网密集地区的聚落对比意大利的威尼斯，以及以赤坎镇为代表的国内岭南地区的水乡古镇；而在商贸传统层面，对比德国的汉萨同盟贸易城镇吕贝克，还有国内晋商文化主导的平遥古城。
对比这些遗产地，能进一步发现江南水乡古镇水网环境改造中的一些独特特征：比如说，不同于阿姆斯特丹，江南水乡古镇的水网并非仅存在于一座城镇之中承担内部交通的功能，而是成为了连结数十个市镇聚落的外部交通体系；而和比姆斯特尔圩田相比，江南水乡的圩区内的聚落则明显更加密集，除了居住之外更是拥有商贸和生产的功能空间；此外江南水乡古镇背后的水利开发自秦汉起直至明清，跨越了近两千年的时间，这种持续性的开发改造水网环境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而在城镇聚落的形态方面，以威尼斯为首的欧洲水网城镇尽管建筑的亲水性有所差异，但它们都具备中世纪欧洲城镇的一些典型特征，特别是围绕教堂、码头等要素形成的开敞广场空间，这在江南水乡古镇中是极其罕见的；而国内其他地区的水乡古镇则大多是沿一条主要河道两侧展开，建筑大多较为规整地沿河道垂直布局，与河道之间也有较宽的主街相隔。无论是从城镇肌理的集约性，还是从建筑形式的亲水性两个层面来看，江南水乡古镇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独特的地位。
最后，在城镇的商贸传统方面，我们将世界范围内有这类特征的城镇分为两类：一类是因为位于跨区域商贸和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上而形成了城镇，它们所具有的文化特征大多是受到多种不同文化影响的，另一类则是因区域内部发展形成了特定类型的商贸传统，继而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内涵。江南水乡古镇显然属于后者，虽然它们也参与到了跨海的全球贸易体系当中，但显然外来文化对古镇的影响是较为轻微的。所以在这些案例中，和江南水乡古镇最具有对比意义的就是平遥古城。我们知道平遥古城之所以能成为北方重要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它的起因与江南水乡古镇还是存在一定区别的，并非是因为当地生产力提高而自发形成，而是受到明代政策优待的影响。这也就使得平遥并没有出现江南水乡古镇这种自下而上、最终影响到整个地区的商业思维与市民文化，我们所说的“晋商文化”的核心仍是儒家思想中“仁义诚信”的信条，因此晋商文化的开放包容的程度也是远低于江南市镇文化的。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说明江南水乡古镇所见证的江南市镇文化是独特的，继而也就论证了江南水乡古镇在标准iii这一层面所具有的突出普遍的价值。
总结江南水乡古镇突出普遍价值的表述：首先江南水乡古镇符合标准iii，它见证了由士绅群体与商人群体互流形成的“绅商阶层”主导的，以儒家思想和商业思维融合为特征的江南市镇文化；其次它符合标准iv，是水网密集地区城镇布局形态、建筑亲水结构以及城镇景观的典范；它符合标准v，体现了人类对湖泊湿地环境持续的改造与利用，将江南水乡地区从恶劣环境开发成为繁荣商贸市镇网络的过程，同时也伴随着自然环境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塑造过程；最后，它符合标准vi，对塑造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趣、维护中国历史封建王朝的稳定统治有重要意义。
江南水乡古镇为什么要申遗？
事实上，无论哪一处遗产地申遗，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遗产地需要做的工作不仅是委托开展价值研究、编写申遗文本，配套的规划、监测、展示、环境整治项目都必不可少，这些无疑会牵扯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从时间轴上来看，从编制完成第一版申遗文本，经过层层审查、专家现场考察，到最终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基本上会有一个最短3~4年，长则十余年的过程。但是无论是国家还是各地，如今仍然都非常热衷于申遗，这对于他们来说又能起到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呢？
郝爽认为，申遗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宣扬遗产的价值，从而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遗产地可能较为看重国际知名度的提升与旅游增长带来的经济效益，事实上它们都只是宣扬价值所引发的后续效应。除此之外，遗产价值的宣扬还能够带来更多的社会、文化层面的效益，例如在相关社区之中社会凝聚力的提升，以及申遗带来的关注度会反过来促进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宣扬遗产价值”这里面的“价值”，毫无疑问是以突出普遍价值为核心的；但它又不仅仅限于突出普遍价值。每项遗产还具备一些价值，它们可能没有那么独特的地位、或者不是那么具有普世性，但是对于遗产所在的国家和地方来说，这些价值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在国家的层面，对于现阶段的我国来说，一项遗产想要申遗需要满足的条件被称作“三个有利于”。这个概念由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良渚申遗成功前提出，申报项目要有利于突出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有利于体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有利于向世人展现全面真实的古代和现代中国。这三句话不仅是对国内申遗项目筛选的标准，更代表着成功申遗的项目能够为中国、为中华民族带来的最直接的效益。
郝爽认为，江南水乡古镇很显然是能够满足这三个有利于的：江南水乡古镇代表了中国古代史上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高水平，这就是对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的突出体现；江南水乡古镇从形成到繁荣所经历的环境改造过程体现了中华民族开拓进取、勇于创造的智慧，古镇的景观和亲水生活方式则象征着对“天人合一”这一和谐境界的追求；而古镇所衍生出的多元、包容的江南市镇文化，则与传统的儒家思想相辅相成，一道构筑起了中华民族全面、完整的文化面貌与精神特质。从这些角度来说，江南水乡古镇值得、也应该被推荐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从微观角度，需要思考的是，江南水乡古镇遗产价值的弘扬还能够为当地，也就是古镇和古镇里的每一个人带来什么？申遗文本编制团队认为，江南水乡古镇的每一项突出普遍价值，能够对应到古镇给居民带来的福利，也就是古镇的本地价值之上：如江南市镇文化衍生出的传统技艺、文化活动有不少延续至今，为古镇的居民带来了谋生的产业和闲暇的娱乐；人类对低洼湿地环境的改造与适应展现出的江南人民开拓进取的精神，可以给居民们带来自豪感与社会的凝聚力；而古镇所展现的独特的水乡市镇景观、以及作为古人的精神家园这样的地位，更是能够增强居民对自己家乡的欣赏与热爱，促使他们对“江南人”这样的身份产生强烈的认同。因此，一旦江南水乡古镇申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些本地价值也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深入的理解，这就是申遗在社会和文化的层面能够为古镇的居民带来的最为根本的利益。
回顾本次讲座提出的几个问题和它们的答案：首先，江南水乡古镇申遗的目标是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其次，江南水乡古镇之所以具备申遗的条件，是因为它们毫无疑问地具有突出普遍的价值；江南水乡古镇如何来进行申遗？其中最为核心的工作就是对突出普遍价值进行论述，根据现阶段的分析与研究，它们可以认为是符合OUV标准中iii、iv、v、vi这几条标准。最后，江南水乡古镇为什么要申遗？我们认为，旅游发展带来的经济利益反而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申遗能够为国家、为地方，也就是古镇自身和古镇中的居民，带来社会与文化层面的效益。
主讲人介绍
郝爽，硕士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特建筑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可持续遗产保护管理；自2018年起进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参与江南水乡古镇、海上丝绸之路、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等遗产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相关研究，并参与了多个世界遗产的规划、监测等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