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中国文化遗产》2023年第2期：专题研究 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多重价值
矿业遗产技术价值及特征要素研究——以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为例
张文平 王冬冬①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100083）
摘要：技术价值是工业遗产的核心价值之一，需要通过一定的特征要素呈现出来，从而被识别和感知。矿业遗产是工业遗产中蕴含技术价值最为显著的一类，其特征要素也更为丰富和突出，可作为研究的突破口。矿业遗产技术价值应围绕矿业生产中的一系列技术展开，包括技术本身承载的或通过技术反映出来的价值。矿业遗产技术价值特征要素可被归纳为四个方面，包括物质要素、技术及工艺流程、生产人员和管理体系、生产活动对当时社会的影响等。上述内容能够通过田野考古、科技考古、操作链分析、科学技术史研究等途径挖掘。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依照上述四个方面剖析其技术价值特征要素，包括选址、井巷、竖炉、工具等；探矿、采矿、冶炼技术及工艺流程；人员结构、生产体系等；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的影响等，进而可归纳出与技术价值的对应关系。案例研究为矿业遗产技术价值研究提供详细的分析路径，即挖掘技术价值特征要素，分析要素反映技术价值的特征，归纳并阐释技术价值。该研究体系可普遍适用于从古代延续至近现代的矿业遗产，有利于促进矿业遗产调查研究、价值评估等工作的开展，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工作奠定基础，对工业考古和工业遗产学科的发展也应有所裨益。
关键词：工业遗产；矿业遗产；技术价值；特征要素；铜绿山古铜矿；工业考古
21世纪以来，工业遗产相关研究成为我国文化遗产研究的一个新领域，逐渐有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科学技术史、遗产学、旅游学等领域的学者开始关注工业遗产的调查、保护、改造和利用，关于工业遗产的研究和实践活动逐渐繁荣。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重要工作是认识其价值，学界已对工业遗产的价值体系形成一定共识，并公布多部宪章和准则等。其中技术价值作为工业遗产的核心价值之一，其重要性得到了普遍的关注，相关研究也较为深入。但是技术价值如何通过其承载的物质和非物质载体呈现出来，已有研究虽有涉及但还不甚清晰，也就是挖掘技术价值特征要素及阐释技术价值的路径和方式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矿业遗产作为工业遗产的重要类型之一，能够清晰反映技术价值内涵。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矿业生产活动复杂，使用的技术、设备和工具多样，工艺流程具有极强的专业性，且留下的矿业实物遗存和各类遗迹等内容丰富，可为技术价值及特征要素研究提供重要对象。尤其是古代矿业遗产，因其蕴藏着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智慧，是人类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见证，且相较于近现代矿业遗产，其技术价值相关资料获取较为困难，需要借助工业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是矿业遗产技术价值及特征要素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早在1982年就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2012年两次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2021年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其重要性可见一斑。鉴于铜绿山遗址在我国矿业遗产中的杰出地位，本文以此作为主要案例，分析其技术价值及特征要素。
本文综合运用考古学、科学技术史、遗产学等领域的理论与方法，深入挖掘矿业遗产技术价值特征要素的基本内容并支撑技术价值的归纳总结；继而以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为例，逐项剖析其技术价值特征要素，凝练其技术价值。本研究不仅有利于深化对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技术价值的挖掘和认知，也有利于促进矿业遗产技术价值体系的完善，从而服务于矿业遗产认定、保护和利用等工作，并对其他类型工业遗产的相关研究起到借鉴作用。
一、工业遗产技术价值及特征要素
（一）技术价值在工业遗产价值体系中的地位
工业遗产见证了人类工业活动产生、发展、转移和消亡的进程。无论是古代手工业生产活动，还是近现代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活动，其保留下的工业遗存都是工业遗产，是工业史、技术史、考古学、遗产学的重要资料。关于工业遗产的价值和价值体系，《关于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1]《都柏林准则》[2]《台北亚洲工业遗产宣言》[3]《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导则》[4]《国家工业遗产管理办法》[5]等文件、宪章等均有不尽相同的阐释。与此同时，国内外学者对工业遗产价值和价值体系也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如Merciu Florentina-Cristina等[6]、青木信夫等[7]、姜振寰[8]、刘伯英等[9]、刘抚英等[10]、徐苏斌[11]等，形成了多维度、多层次，各具特色的价值体系。整体来看，学界基本认为工业遗产包含至少以下主要价值：历史、科学、技术、艺术或美学、社会、文化、经济和生态价值等，其中生态价值、科学价值等研究还有待深入。
工业的核心在于技术，工业遗产的核心价值之一在于它所承载的技术的价值[12]，因而技术价值需受到重点关注。虽然目前一部分研究将技术价值与相似的科技价值、科学价值、技术史价值等混淆，但技术价值的内涵已形成一定共识，即技术价值侧重点在于技术状况本身，技术价值的核心是技术本身承载的价值或反映出来的价值[13]。具体来讲，技术价值在于遗产对当下的技术研发和具体的生产活动具有启发、借鉴或推进意义[14]，反映的是技术的先进性、稳定性和可延展性[15]，是某个时空范围内的技术状况和生产水平及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等[16]。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将下文重点讨论的技术价值特征要素融入技术价值的定义中，如技术、设施设备的应用在同行业中具有开创性[17]，生产工艺的先进性[18]等，这部分研究虽未能清晰表达技术价值，但却提示了技术价值和价值特征要素的关系。
总之，技术价值是工业遗产的核心内容之一，其研究需围绕技术本身及承载技术或受技术影响的物质和非物质载体展开，这些载体即价值特征要素。目前技术价值特征要素的相关研究仍不充分，与技术价值的对应关系仍需进一步厘清，系统性研究迫在眉睫。
（二）工业遗产技术价值特征要素
工业遗产技术价值特征要素的研究需参考世界遗产领域的研究。承载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并使其得以显现的载体被称为价值特征要素，可能是物质实体，也可能是与物质遗产相关并对其物理形态产生影响的过程[19]。按照存在形态，价值特征要素可划分为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要素，前者包括出土文物、材质、细节、选址和环境等，后者包括技术、传统习俗、管理、精神和情感等。价值特征要素研究的关键在于寻找要素可被感知的特征，通过这些特征建立起与价值的联系[20]。
与之相应，工业遗产的技术价值也可通过一定的特征要素呈现出来，从而被感知。以往研究中对于工业遗产技术价值涉及特征要素的描述很多，但多以罗列为主，或者与技术价值交织表述，尚未形成体系化的阐述。本文梳理国内外重要文件，以及主要学者研究中对于工业遗产技术价值核心要素的描述，以权威研究和惯例的描述为准，通过对比各要素的内涵与意义，对相似描述进行同义替换，得出要素云图②（图1）。
图1 技术价值特征要素频率云图
从图1可见，工业遗产技术价值涉及要素30余个，其中频次最高的包括技术、工艺流程、建筑、设备、景观、产品、影响等。毫无疑问，上述内容是体现技术价值的关键要素，但工业遗产的选址、布局，工人的操作、技能、记忆等要素也不容忽视。通过对工业遗产技术价值特征要素相关研究的统计分析，可为下文矿业遗产技术价值的研究奠定基础。
二、矿业遗产及其杰出代表
（一）矿业遗产、技术价值及特征要素
1.矿业遗产概述
矿业遗产是工业遗产的重要类型之一，指历史上在矿产探查、开采、选冶和产品制作等过程中形成的一切遗存[21]，包括物质遗存和非物质遗存。
从国际上看，世界各地的矿业遗产有年代久远的古代遗址，如位于比利时的斯皮尼斯新石器时代燧石矿，也有数量丰富的近现代遗产，如主要开采于20世纪的智利塞维尔铜矿城。随着工业遗产所受关注度的提高，成功申报为世界遗产的工业遗产数量也在增加。截至2017年底的统计，《世界遗产名录》中60余处工业遗产约三分之一属于矿冶文化遗产[22]。而矿业遗产的数量约有30项。
从国内来看，全国各地已发现的矿业遗产时间跨度大、分布范围广、数量众多、种类丰富，反映了不同时期的人们进行矿业生产活动的高超技艺，逐渐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工业遗产保护名录、国家矿山公园等遗产保护名单。在由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公布的两批次“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200项工业遗产中[23][24]，矿业遗产占比超15%；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五批次“国家工业遗产”名单194处工业遗产中[25]，矿业遗产占比近21%，足可见矿业遗产受重视程度。
古代矿业遗产体现了先民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杰出智慧。国务院公布的八批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至少有50余处矿业遗产，其中大部分为古代矿业遗产。古代人民创造、发展、创新、改进矿业生产活动中的一系列技术，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水平，并对当时以及后世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可作为矿业工业生产和矿业文化发展的独特见证。
2.矿业遗产技术价值及特征要素概述
西班牙《比埃尔索矿业工业遗产保护宪章》提出作为工业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矿业遗产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材料价值、技术过程价值、环境价值、人类学或民族学价值、美学价值等[26]。矿业废弃地遗产价值研究者也认为矿业遗产蕴含生态、理论、技术、经济、历史和文化、教育、美学、社会和人文等[27]一系列价值。可见技术或技术过程价值在矿业遗产中的地位突出且明确。矿业遗产的技术价值应围绕矿业生产中的一系列技术展开，包括技术本身承载的或通过技术反映出来的价值。
矿业遗产技术价值特征要素构成十分复杂，尤为关键的是，对于古代采矿、选矿等活动形成的遗存辨识难度大、分析判断较为困难，需要运用专业方法和手段寻找矿业遗产中存在的各类要素。基于工业遗产技术价值特征要素的词频分析，本文将矿业遗产技术价值对应的主要特征要素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1）体现在矿业生产活动的选址、布局、设施、设备、工具、产品等物质要素上；
2）体现在矿业生产活动所运用的技术、方法、工艺流程等核心要素上；
3）体现在从事矿业生产活动的人员、管理、运营上；
4）体现在矿业生产活动对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上。
具体来讲，基于工业考古学的田野调查与发掘，可以发现矿业活动保留下来的其生产时期所建造和使用的实物遗存，包括采矿和冶炼遗址，井巷及其支护结构、冶炼炉等设施设备，采矿、洗矿、通风、照明、排水、装运等矿业生产流程使用的工具、设备，以及原材料、产品、废弃物等。结合科技考古、操作链分析等，可复原矿业遗产的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具体包括探矿、采矿、选矿、洗矿、冶炼技术等，每类技术还包含多项分支技术；而由上述步骤组成的部分或完整生产流程，是矿业遗产技术价值的重点要素。通过人群族属研究等，可分析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员情况、管理模式、运营情况等。矿业生产活动一般由特定人群开展，运用合理的人员管理模式，以确保矿业生产活动持续运转。此外，运用科技史的研究，既可分析内史相关的矿业遗产中生产技术本身的状况，也可考察外史相关的技术对社会生活和交流互动产生的影响。最后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提供的资料，采用遗产学中的价值研究，可具体分析出矿业遗产各类要素承载的技术价值。
（二）矿业遗产的杰出代表——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位于湖北省大冶市西南，主体年代为商至西汉时期，最早发现于1973年，经1974—1985年连续多次发掘，及2011年以来新一轮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采矿、冶炼和墓葬等遗存，是一处采、选、冶兼备的古矿冶遗址[28]。铜绿山遗址在其生产时期是产铜的重点区域，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铜绿山遗址不仅影响着长江流域的文明历程，对中原地区王朝的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进程中占有显著地位。作为我国目前发现开采规模最大、采冶时间最长、冶炼水平最高、技术内涵最为丰富的一处古铜矿遗址，铜绿山遗址被选为本文的典型案例。
随着考古学家们对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进行长期的发掘和研究，遗址的基本内涵逐渐清晰。基于考古学研究的成果，部分学者提及了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价值，并少量涉及技术价值及相关特征要素。
在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视角下，王晶认为铜绿山遗址符合突出普遍价值标准中的(ⅲ)和(ⅳ)，即铜绿山遗址可为中国古代矿冶生产传统提供特殊的见证，其矿冶工业序列、工业技术、生产方式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成为其他地区同行业发展的范例[29]。汤强松等也认为铜绿山遗址的价值体现在它是当时世界范围内先进技术的代表，是人类创造力的杰作[30]。
从文化遗产和工业遗产价值角度来看，舒韶雄等认为铜绿山遗址具有科技、历史、艺术、社会、经济价值等，其科技价值体现在其先进的工业技术和工艺流程、保留下来的古代独特的产业技术等[31]；陈树祥聚焦于铜绿山遗址的科学价值，认为体现在采矿、洗矿、冶铜技术、生产工具等方面[32]。此外，殷玮璋从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重要性出发总结了其填补学术研究空白的价值与影响[33]。
已有研究从整体上分析了铜绿山遗址的价值体系，为本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技术价值涉及较少，特征要素尚未深入挖掘和归纳，二者之间的对应还不清晰。为此，本文将深入挖掘铜绿山遗址的技术价值及特征要素，丰富对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认识。
三、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技术价值特征要素与技术价值
结合上述矿业遗产技术价值及其特征要素的分析，下文以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为例进行分析，其中部分技术价值与科学价值结合紧密，难以分割。
（一）物质要素体现的价值
1.选址铜绿山矿体现了古人因地制宜开发资源的智慧
铜绿山矿是国内大型富铜矿山之一，矿石资源储量大、品位高（图2a）。据《大冶县志》记载，铜绿山每逢骤雨过时就有铜绿点缀于土石之上，可见古时地表铜矿资源极为丰富[34]。矿区内地形多低山、丘陵和盆地，地势落差较小；气候温暖湿润；紧邻大冶湖，与长江水运连接，形成水上交通网络。优越的自然条件为铜绿山古铜矿的大规模开采和冶炼提供了天然的基础，充分体现出古人因地制宜开发自然环境创造适宜生产条件的智慧。
图2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生产流程及部分生产工具（作者自摄）
2.井巷结合的采矿设施是采矿技术不断发展的支撑
铜绿山各矿体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丰富的采矿设施[35]（图2b），尤其以井巷支护设施最为丰富。从保存完整的采矿设施和结构中，可以发现古人在铜绿山古铜矿的开采中建造了竖井、平巷、盲井、斜井相结合的地下井巷结构。这些井巷相互贯通，层层延伸，并设有支护结构与之配套，不仅使采矿工作的效率得到提高，地下井巷的安全性也得到兼顾，是体现采矿技术先进性的重要物质载体。
3.炼铜竖炉在当时具有先进性
铜绿山经考古发现有多处冶炼遗址，其中Ⅺ号矿体冶炼遗址清理出春秋时期的炼铜竖炉10座，保存炉基、炉缸和炉壁等（图2c）。竖炉具有合理的结构和良好的抗压性能，可连续加料、连续排渣、间断放铜，性能好、炉龄长、操作简便、产铜量大、质量高。竖炉的炉身有鼓风口保证通风，炉缸设有金门用于铜料和炉渣的排放，炉基下有独特的“风沟”结构。冶炼时“风沟”可对炉内进行防潮保温，而相似的结构在16世纪的瑞典才出现，早于西方国家一千多年[36]。
4.多样化的生产工具支撑先秦西汉时期矿业生产活动的开展
铜绿山遗址首次发现功能齐全、种类多样的生产工具，古人发明船形木斗、木杵、木臼等工具实现探矿；运用镢、锛、铲、斧、锤等工具进行矿井采掘拓展；运用木水槽、木棍、木板、木桶、草绳等促进地下井巷的排水；运用饱油竹签、油灯等实现地下井巷的安全照明；通过木钩、绳索、木轱辘等实现高效率提升；将提升的地下水通过木制排水槽使其流向矿场冲洗铜矿；通过竹筐、竹箕等进行装运；运用鼓风器送风进行高温冶炼[37][38]（图2d、e、f）。实物证据表明了先秦西汉时期矿业生产活动的先进性。
（二）技术及工艺流程中体现的价值
1.科学的探矿技术是古人掌握自然规律的表现
铜绿山地表铜矿资源极为丰富，最初开发阶段通过地表自然景观，如暴露的矿石、矿物共生物等来寻找矿体，满足露天开采的需求。当发展到地下开采时，为准确找到矿石的位置，古人采用重砂分析法判断含矿量大的区域。重砂分析法即将碾碎的矿土装入船型木斗用水进行淘洗清走泥土，而金属矿物沉于水底，观察沉淀的多少即可判断取土区域的矿物含量，从而确定井巷的采掘方向[39]，这一找矿方法证明古人已掌握了矿石分布的规律，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2.连续承继的采矿技术见证了矿业技术持续发展的轨迹
铜绿山在商代以露天开采为主，井下开采初步形成；西周时期承继发展；春秋时期采用竖井、斜井、平巷联合开拓，井下联合开采初具规模；战国至西汉时期地下开采系统已相当完整，采矿技术在汉代达到全盛。水平分层、方框支护充填、房柱等采矿法趋于成熟[40]，同时也带动着矿井提升、排水和通风技术的进步，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采矿工艺模式并有着明显的连续性和继承性[41]，见证了矿业技术持续发展的轨迹。
3.先进的冶炼技术是当时生产力水平发展的代表
冶炼技术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配矿技术、铜冶炼技术等方面。夏鼐等通过冶炼的模拟实验，发现加配溶剂后冶炼出的炉渣与铜绿山的古炉渣十分接近，推断当时铜绿山的工匠已掌握了较好的配矿技术[42]。李延祥对铜绿山XI号矿体的炼铜炉渣进行了科技考古分析，证明铜绿山的冶铜技术不仅运用了“氧化矿—铜”工艺，还运用了“硫化矿—冰铜—铜”工艺[43]，生产出了纯度较高的铜产品。铜绿山废弃炉渣的检测显示，其平均铜含量只有0.7%，其他化学性质也非常稳定，证明当时冶炼技术的确已达到了较高水平。
4.工艺流程具有变革性、完整性
铜绿山古铜矿的采矿活动由露天开采发展到地下开采，是铜绿山生产流程和生产活动的重大变革。这并不仅是生产空间的简单变化，也促进了井下开采及其辅助技术发展，意味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和技术上的飞跃[44]。古人在此运用先进的方法进行探矿、采矿，冶炼出粗铜和小件铜器，为其他地区青铜铸造提供加工原料。除铜产品的铸造和加工工序以外，铜绿山古铜矿拥有一套较为完整的“探矿—采矿—冶炼”生产流程，是古代采矿和冶炼工业发展的缩影。
（三）生产人员和管理体系中体现的价值
1.相对完善的人员结构促进矿业生产活动
四方塘遗址考古发掘发现了春秋时期矿业管理者和生产者相关的墓地。根据墓地位置、葬具、随葬品等级和功能差异，判断墓主人可能分别为矿业生产组织和管理者、较低层次的管理者和从事采冶生产的底层工匠等不同身份的人员，职业有士兵、采冶技术人员、文书官等[45]。多层级人员组织结构、多职责人员分工协作，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人员结构以促进矿业生产活动。
2.有效的生产管理体系保障矿业生产活动
铜绿山古铜矿生产规模大，延续时间长，形成与之相应的管理体系。春秋、战国、西汉时期分别出现了五里界城、鄂王城、草王嘴城三个管理中心对铜矿的生产销售进行管理[46]。集中的生产模式、统一的资源调配，以及有效的管理体系，保障了矿业生产的效率和安全，也促进了矿业城市兴起，形成了矿产资源、矿冶遗址和矿业城市集中分布的景观。
（四）生产活动对当时社会影响中体现的价值
1.为商周时期政治军事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铜绿山古铜矿在其持续生产时期出产了数量庞大的铜产品，据统计铜绿山共计生产了至少10万吨纯度达93％以上的粗铜产品[47]。科技考古检测与相关研究表明，铜绿山为河南殷墟妇好墓[48]、湖北盘龙城[49]等地铜器铸造提供了部分铜料。春秋早期楚国占领铜绿山这一重要的战略资源地后一跃成为青铜之乡，不断提高与其他国家交往中的地位。铜绿山古铜矿出产的铜为商代控制南土、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争霸等政治军事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2.反映出当时经济文化的交流互动
考古工作发现大冶市内商周时期与铜矿开采冶炼关系密切的遗址122处[50]，以及城址、墓葬等。这些遗址围绕铜矿有序分布，表明当时矿业的发展促进着区域人口增长、经济繁荣。铜绿山产出的铜产品输出数量丰富，输出范围广泛，不仅满足附近区域铜产品的需求，还远达中原、宁夏、安徽等地[51]，在输出过程中各地经济产生了丰富的互动。中原地区发现产自铜绿山的铜料所铸造的器物，而铜绿山遗址也发现有商代二里岗期的陶鬲足[52]，表明两地之间也产生着一定程度上的文化交流。这种经济文化的交流互动，促进了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
3.促进了相关科技知识的进步
铜绿山古铜矿的生产不仅承继与发展了矿冶技术，与之相关的测量学、数学、化学、物理等综合科技知识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53]。例如，地下开采需运用到测量学、数学等方面的知识，以保证井下工作的安全性；矿石冶炼也需掌握金属与非金属的物理化学性质，才能合理掌控炉温，以达到最佳的矿石冶炼水平。因此，矿业生产促进技术及相关科技知识的进步。
（五）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技术价值及特征要素
综上，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具有丰富的特征要素，并可归纳为技术价值的五个方面（见表1）。
表1 铜绿山古铜矿“特征要素→技术价值”的对应
四、矿业遗产技术价值及特征要素研究的一般路径及对比研究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技术价值和特征要素的探讨，对矿业遗产技术价值的一般性研究具有一定启发意义。矿业遗产技术价值研究的一般路径为挖掘技术价值特征要素，分析要素反映技术价值的特征，归纳并阐释技术价值（图3）。
图3 矿业遗产技术价值③及价值特征要素研究路径（作者自绘）
这一体系可普遍适用于从古代延续至近现代的矿业遗产。例如法伦铜矿展示了至少9至20世纪瑞典中部达拉纳地区的铜矿生产活动。采矿生产留下的巨大露天采矿坑、巷道、竖井等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的聪明才智和杰出创造力的典型证据；采矿技术的发展及对其他地区的影响展现了采矿技术持续发展、扩散和转移的轨迹；17世纪以来法伦铜矿矿业技术的发展对瑞典和欧洲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展现了当时的技术水平和社会状况[54]。又如欧洲银、锡、铀等多种金属的重要产地厄尔士/克鲁什内山脉矿区展现了12至20世纪连续800年的矿山开采活动。长期性的采矿、开创性的水管理、创新性的加工和冶炼，见证了萨克森—波希米亚矿石山脉作为从文艺复兴时期到近代的技术和科学创新中心的杰出地位和影响力；萨克森—波希米亚矿山体现了连续性的采矿景观，土地在不同时期和操作流程下利用情况各异，各个发展阶段受到国家控制逐渐增强；矿工在15至20世纪不断向世界各地移民，对各地技术和科学的交流互动发挥了关键作用[55]。
上述案例分析显示出矿业遗产技术价值研究的一些共性特征。矿业遗产技术价值的特征要素以“技术”为中心，围绕承载技术的物质或非物质遗存展开，还与使用技术的人员、技术在当时社会的影响等方面有关。与此同时，差异性也显而易见。例如古代与近现代的技术价值特征要素差异较大，像古代采铜工具、设备和设施与近现代截然不同；不同案例中价值与特征要素之间的对应存在灵活性，如一种特征要素并非特定呈现某一项技术价值，承载一项技术价值内涵的特征要素种类和数量并不固定。由此可见，技术价值特征要素并不是遗产中物质或非物质载体的简单概括，还应关注各要素所具备的关键特征如何支撑技术价值内涵的凝练。
五、结语
本文在工业遗产技术价值及其特征要素研究的基础上，确立矿业遗产技术价值及其特征要素；以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为例，挖掘出十余项特征要素，分析要素反映技术价值的特征，归纳为五个层面的技术价值；继而提出矿业遗产技术价值及特征要素研究的一般路径，并尝试分析法伦铜矿等著名矿业遗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工业遗产门类众多，不同时代、不同行业的工业遗产内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本文仅以古代矿业遗产研究技术价值及其特征要素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可根据遗产特征进行部分调整。本文期望建立起矿业遗产技术价值及特征要素研究的一般路径，直接促进矿业遗产调查研究、价值评估等工作的开展，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工作奠定基础，也对工业考古和工业遗产学科的发展有所裨益。
（致谢：感谢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Juan Manuel CANO-SANCHIZ副教授对本研究的指导与帮助。）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基于考古学研究的古矿冶遗产保护利用”（编号FRF-BR-20-15A）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通讯作者。
② 词云图来源说明：作者将统计要素词汇及频率录入词云工具WordArt官网（https://wordart.com/create）后系统计算生成词云图。
③ 矿业遗产技术价值的五个层面参考《技术史视角下的工业遗产技术价值研究》中工业遗产技术价值特征，见参考文献[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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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Value and Attributes of Mining Heritage: A Case Study of the Heritage Site of Tonglvshan Ancient Copper Mine in Daye
Zhang Wenping1, Wang Dongdong1
（1.Institute for Cultural Heritage and Histor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core values of industrial heritage, technological value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nowaday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vague understanding of its technological value. Attributes that could be identified and perceived are commonly used in presenting the technological value of industrial heritage.Among industrial heritage, mining heritage contains the most significant technological value, with diversified and prominent attributes, and therefore, can serve as the object of investigation of this study.Combining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including archaeology, industrial archaeology,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heritage studies, this paper first explained the technological value and attributes of industrial heritage. Technological value heavily depends on technology itself, therefore,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elements which carried or were affected by technologies. Those elements constitute the attributes of the technological value. After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attributes of technological value of industrial heritage, more than 30 items were identified.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paper explained technological value and attributes of mining heritage and proposed the methods for their exploration. Technological value of mining heritage should be discussed with respect to a series of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which were adopted by the mining industry, including the value carried or reflected by the technologies themselves. Attributes of technological value of mining heritage are summarized into four categories, namely, material, technology and process, production personnel and management system, and impacts of production activities on the society at production period. All these attributes could be explored through field archaeology, archaeological science, analysis of Chaîne Opératoire, and study on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urther, we investigated the attributes of technological value of Tonglvshan ancient copper mine in Daye, from four aforementioned aspects: (1) site selection, shafts and galleries, furnaces, and tools; (2) mine exploitation, excavation, and smelting technologies and process; (3) staff structure,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and (4) influences on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ffairs, economy and culture, as well 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n we summarized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attributes of the heritage site and five aspects of technological value. Hence, this study provided a detailed analytical path to studying technological value of mining heritage: attributes of technological value should be explored firstly; th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ological value manifested by the attributes should be analyzed; and finally, technological value should be explained.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system could be applied to heritage from ancient to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tim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Falun Mine. Lastly,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how the key attributes supported the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echnological value. This study may help promote the research on and evaluation of mining heritage and thus underpin the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will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s of industrial archaeology and industrial heritage.
Keywords: industrial heritage; mining heritage; technological value; attributes; Tonglvshan ancient copper mine; industrial archa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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