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中国文化遗产》2022年第6期：笔谈：突出普遍价值命题下的中国考古学话语建构

笔谈：突出普遍价值命题下的中国考古学话语建构

摘要：持续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在认定考古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遗产公约》以及由之引发的世界性遗产自觉，正是人类对历史与遗产探索、认知的一个突出的体现。经过一百年的发展，现今的考古学已经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考古学家的考古了。考古遗址和文物所荷载的信息不仅是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料，也是公众进行文化实践、文化与文明交流互鉴，以及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突出的普遍价值”之问的提出正当其时。所有跃跃欲试（申遗）的考古遗址都不得不面对这个拷问：一个或者一组具有特定的时间、空间和文化特征的遗址如何具备超越自身，超越区域和国家的价值。基于在地经验，提出可以广泛验证和修正的通则的全球考古学之路，正是当下的中国考古学可以追求的。而确立以公共性为中心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则有助于我们超越西方考古学的公共考古概念。对遗址的各项价值特性开展国内外同期同类遗产的充分对比分析，也能为考古遗址迅速建立起一个以全人类文明视野为背景框架的参照坐标系，从而大大提升我们的研究视野。站在中国考古新百年和世界遗产“下一个五十年”开启的节点上，中国考古遗址放之世界遗产视野的价值讨论，既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也意在建立与遗产保护利用更密切的共生关系。

关键词：突出普遍价值；考古遗址；价值特征；对比分析；遗产价值；世界遗产名录；公共性；全球考古学

国际视野下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如何超越西方考古学的标准？

陈胜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北京 100872）

近年来“公众考古”与“公共考古”的概念受到考古学界的关注，甚至引起一些争议。考古学界鼓励考古学人与考古成果走入公众，但很难接受公众参与到考古学中来，也不知道公众如何能够参与到考古学中来。溯源Public Archaeology一词的原义，会发现其含义正处在“公众考古”与“公共考古”之间，而很难找到一个与英文概念正好对应的中文概念。不过，这一点倒是并不重要。不论是“公众考古”还是“公共考古”都有存在的空间，两者甚至并行而不悖。公众考古的概念很容易理解，即强调考古学服务公众，主要指科普活动，信息流动的方向是从考古学界到公众。这项工作其实由来已久，只不过，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国家的富强，在规模与品质上有了新的要求。这里侧重要谈的则是另外一个概念，公共考古，有关它的歧义更多，也更难理解。但是它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休戚相关，也是我们超越西方模式的基础，首先从这里开始探讨是比较合适的。

公共考古的核心在于“公共性”。西方考古学的Public Archaeology中的public不论是译为“大众”还是“公众”，在当代西方政治语境中，都是不同利益群体的总和。其首要目的是要区分出不同利益，于是有性别利益之分，女权主义成为其中的代表；有种族利益之分，有色人种需要得到关注……沿着思路细分下去，还有宗教、地方、阶级、甚至是学科内外（考古学家与大众）的利益区分。这种思路就像当代西方政治一样，政治正确的方向就是无限分下去，结果反而失去了整体性，也就是失去了公共性。这可能是西方倡导公共考古的人所没有预料到的，公共性被不同利益的博弈取代了。公共性应该是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灵魂，也是这项工作的指导方针。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公共性就是“人民性”，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是为了满足人民的文化生活的需要。确立以公共性为中心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有助于我们超越西方考古学的公共考古概念。基于整体性的公共性实际上一方面可以追溯到中国思想文化传统，扎根深远；另一方面它可以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持。

如果二十年前我们提出这样的观念，恐怕只能是纸上谈兵，而今随着中国的发展，这样的观念可以落实在具体实践领域了。在西方考古学中，公共考古是伴随着后过程考古学理论的兴起而走上学术舞台的，虽然它本身并不是新鲜事物。后过程考古学强调多元叙事、平权对话，反对考古学家垄断物质遗存的阐释，主张让公众参与到阐释过程中来。如后过程考古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伊恩·霍德（Lan Hodder）在发掘土耳其的加泰土丘遗址时，就邀请当地民众参与讨论。发掘成果及时上网，大家都可以参与讨论，发掘者会根据讨论的结果及时调整发掘方案。这一工作的技术前提是互联网的兴起。当时互联网在中国还是新鲜事物，而今中国已经走在了互联网应用的世界前列，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上。各种自媒体平台极大地降低了公众参与考古学讨论的门槛，其中参与者不乏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士，学术权威垄断话语表达的可能性几乎完全丧失。就每一个热点话题都会有众多参与者加入讨论，多元叙事、平权表达以实时交流的方式极为便利地展开。从技术条件来说，公众参与已经没有什么约束。

移动互联网带来了另一个前所未有的好处，由于公众的广泛参与，由此形成了从前特别缺乏的及时反馈。在此之前，考古信息的传递基本都是单向的，由专家学者以著述的形式传达给读者，虽然有广播、电视、甚至是早期的电脑互联网，但没有改变单向传递的基本模式。公众处在被动接受的模式，公众的反应缺乏表达的途径，而且也非常零散，很难为专业研究者与决策者所知晓，导致一些出于良好目的的建设脱离实际，不接“地气”。移动互联网能够提供及时的反馈，这种去中心化的传播模式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它还是会集中表现为一些关注热点。对于专业群体与决策者而言，不能只是简单处理热点关切，还应该深入到热点的背后，看到更深层次的问题并进行预先处理，充分利用及时反馈所获得的宝贵信息。移动互联网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让中国成为新技术革命的引领者，它也必然会影响到文化领域，影响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除了互联网应用上的技术优势，中国还有一个西方没有的条件：人气。准确地定义“人气”是困难的，它既指客观上人群的数量与集中度，也指主观上广泛的吸引力。要利用好文化遗产，必须要有充足的人气。一处人迹罕至的文化遗产是很难保护与利用的。保护与利用是辩证的关系，没有保护就不可能利用；反过来，没有利用的话，保护的成本就难以承受。中国是一个人口高度聚集的国家，有超过14亿的潜在观众人群，而且聚集在较小的范围内，这就使得投入有可能获得充分的回报。长期以来，我们都把人口看作负担，把聚集看成资源紧张的表现，但是表现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却是一项重要的有利条件。聚集的人气能够产生更大的效益，能够有效地降低成本，这就像中国发达的快递业一样。文化遗产的保护往往需要巨大的投入，尤其是遗址类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常常还涉及到拆迁，但是有人气的地方，高投入能够带来高回报。例如杭州良渚、武汉盘龙城、成都金沙、无锡鸿山、西安大明宫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都分布在大城市核心区，人气和区位优势明显，因此对这些考古遗址公园的巨额投资都获得了相应的社会效益乃至经济效益。

在大规模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过程中，不难发现我们拥有一项体制优势，那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如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艰巨复杂的企业和居民搬迁工作）对于重点文化遗产、保护难度大的文化遗产，需要发挥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属于公共文化事业，是政府可以发挥主导作用的领域。

尽管这是个公共领域，但是要长期运作，保持效益，避免成为公共财政的陷阱，则需要民间资本的参与。这其实也是“人气”中所包含的内容。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经验，就是采用混合经济制度，发挥不同制度的优势，在不同问题的处理上，因地制宜，灵活处理。当前我们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上的成功经验就是利用了这种混合制度的优势，具体经营上采用了市场化方式，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其中，在东部地区取得了较好的综合效益，获得了重要的实践经验。这个模式可以在有条件的中西部地区推广，实现多方面共赢的效果，从而更好地为公众服务。

当然，这里讲超越西方考古学的标准，并不意味着西方考古学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方面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正相反，在这个方面我们是后来者，在许多方面仍然需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尤其是中层理论方法上，包括在设计、建设、管理、服务等具体环节上，西方考古学的经验教训是值得借鉴的。我们强调的整体意义上的公共性是具有超越性的，但是落实到具体实践上，特别需要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考虑到作为个体的人从生理到审美心理的具体需求，在这个方面，以个体为中心的西方文化确实有不少值得取法的地方。

目前我们对西方考古学的超越还只是刚刚开始，要真正做到全面的超越，还需要特别注意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坚定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如果我们不能肯定自身文化的独特价值，不能肯定社会主义在服务人民利益上的意义，也就失去了工作的方向。另一方面是要实事求是，尊重实际情况。要尊重中国人自己的生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贪大求洋。如果我们能够坚持这两个基本立足点，那么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就有了精神支柱，就一定能够让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更好地服务于公众，服务于国家发展，服务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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