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中国文化遗产》2022年第6期：笔谈：突出普遍价值命题下的中国考古学话语建构

笔谈：突出普遍价值命题下的中国考古学话语建构

摘要：持续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在认定考古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遗产公约》以及由之引发的世界性遗产自觉，正是人类对历史与遗产探索、认知的一个突出的体现。经过一百年的发展，现今的考古学已经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考古学家的考古了。考古遗址和文物所荷载的信息不仅是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料，也是公众进行文化实践、文化与文明交流互鉴，以及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突出的普遍价值”之问的提出正当其时。所有跃跃欲试（申遗）的考古遗址都不得不面对这个拷问：一个或者一组具有特定的时间、空间和文化特征的遗址如何具备超越自身，超越区域和国家的价值。基于在地经验，提出可以广泛验证和修正的通则的全球考古学之路，正是当下的中国考古学可以追求的。而确立以公共性为中心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则有助于我们超越西方考古学的公共考古概念。对遗址的各项价值特性开展国内外同期同类遗产的充分对比分析，也能为考古遗址迅速建立起一个以全人类文明视野为背景框架的参照坐标系，从而大大提升我们的研究视野。站在中国考古新百年和世界遗产“下一个五十年”开启的节点上，中国考古遗址放之世界遗产视野的价值讨论，既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也意在建立与遗产保护利用更密切的共生关系。

关键词：突出普遍价值；考古遗址；价值特征；对比分析；遗产价值；世界遗产名录；公共性；全球考古学

突出的普遍价值、全球在地性与全球考古学

徐坚（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 上海 200444）

《世界遗产公约》开宗明义地界定，无论是文物、建筑群，还是遗址，必须具备突出的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OUV）才有可能被认定为文化遗产。所有跃跃欲试的考古遗址都不得不面对这个拷问：一个或者一组具有特定的时间、空间和文化特征的遗址如何具备超越自身，超越区域和国家的价值。寻找“突出的普遍价值”并不是强赋新词的额外任务，而是考古学在走出文化—历史范式的逼仄空间，面对新考古学的科学化倾向和中程通则而不免犹疑之际，自然而然浮现出来的问题。“突出的普遍价值”之问使中国考古学中早已出现的代际更新走向更为明晰，也遥相呼应了雏形初具的全球考古学。

中国考古学在价值阐释上的困惑由来已久。一方面，如果遵循传统的文化—历史范式，考古学的意义止步于物质文化编年。在考古学的第一个百年里，世界各地的考古学都以编辑历史文化编年的马赛克拼图为追求目标。从学科基因上看，考古学是启蒙思潮和国家主义的产物，以最简单直白的“物即是文化”甚至“物即是人”的方式建构区域历史的物质文化版本。由于先天性地植入了殖民主义和传播论观念，文化—历史考古学面对超越区域或者国家的地理尺度时，无论是代表性器物编年谱系图，还是空间分布图，都只是区域史的扩大版。新考古学崛起之时，文化—历史考古学自然被贬为地方性知识，只有文化“继承者”和“拥有者”才甘之若饴，而与文化以外的人毫无瓜葛。

另一方面，中国考古学已经自觉地意识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通则与中国考古学实践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张力。1960年代以来的新考古学以人类学倾向排斥历史学倾向，以中程理论替代器物的马赛克拼图，以科学化扭转地方知识格局。被柴尔德式考古学命名为“革命”的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变革和转型在新考古学崛起之前已被提及，只是在挣脱了一元中心观和传播论的桎梏后，包括中国考古学在内的不同传统才会关注普适通则与本土实践之间的匹适关系。作为国家文明崛起的门槛的城市革命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的热门话题。如同在其他国家的考古学一样，柴尔德的文明十项要素也被援引作为基准线，因此也出现了中国考古学实践与柴尔德文明要素之间的磨合和校正。柴尔德标准可能被简化，某些要素，比如青铜、城市和文字，比别的要素得到更多的强调。某些要素甚至被改写，比如以城墙替代城市。普适通则和本土实践之间的张力广泛见于世界各地的考古学传统之中，作为应对方式，普适通则可能面临从细枝末节的修补，到改弦更张，甚至颠覆性推翻。柴尔德标准也是如此，从反思城墙是否意味城市，到以社会复杂化进程替代国家的出现，甚至建立多元化国家文明类型。但是，解决普适通则与本土实践之间的张力，绝不能退回到地方性知识，重弹文明独特性的老调。

“突出的普遍价值”之问的提出正当其时。这正是超越文化—历史范式，反思新考古学范式之际，中国考古学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也就能从考古学学科自身的发展趋势上寻找思路。作为对全球在地化的回应方式的全球考古学也就呼之欲出了。

什么是全球考古学？全球考古学不是世界各地的考古学的简单叠加，形形色色的地方性知识的总和本质上仍然是反全球化的。全球考古学是附丽全球史而出现的，是依照全球视角重新组合的考古学体系。具体而言，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提出全球史的三个类型：作为万物史的全球史，作为互联史的全球史和以全球整合概念为基础的全球史。在万物史中，全球史以跨区域、跨边界的物为核心，在超大规模的时间或者空间尺度上采取鸟瞰视角写作。从动植物物种到广泛分布的人工制品都可以采用这种写法方式。互联史则切换到以人类活动为中心，关注物、人口、疾病和思想的流动。不过，康拉德认为，这些显而易见的全球主题和全球流动并不是全球史的全部，甚至连精髓都算不上。真正具有范式价值的全球史是作为研究视角、历史进程和比较研究的全球史。全球视角将要求打破西方中心观念，采用平等而多元的视角。全球进程将要求平等地对待非西方经验，并置分别基于西方和非西方实践的通则。无疑，这是最有前景，最值得追求的全球史。

诸家总结的全球史主题也表达了类似主张。本特利（Jerry Bentley）将“传统”与“邂逅”视为全球史两大主题，康拉德则总结成为“平行”与“纠葛”，而其他诸家则以“互动”和“网络”丰富“纠葛”的内涵。“互动”“网络”“纠葛”等等指向全球物质和全球互联，而“传统”则指向全球视角和全球经验。

全球史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来自于后者，历史学可以全球吗？如果历史学根植于启蒙运动和西方智识传统，它真的能够实现价值中立吗？仅仅增补非西方内容，甚至提出反西方中心主张，但不触及这个学科的术语和理论基础，就能实现全球化吗？这个问题同样也会出现在全球考古学里。

值得庆幸的是，全球考古学并不是全新的观念，早在数十年前就已经预埋伏脉。亚柯（Peter Ucko）率先系统地提出全球考古学理念，组建有别于国际史前和原史联盟的世界考古大会，编辑One World Archaeology考古学系列。文明采用了复数形式，无论是柴尔德文明要素还是其他表述都不再是严苛戒律，也不再能用这些标准去衡量任何遗址或者文明类型“适用”与否，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考古学经验成为提出抗衡性通则的基础。

在思考中国考古学如何贡献于世界考古学时，张光直先生也提出了符合全球考古学范式的范例。在对从野蛮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型的研究中，张光直先生发现，与西方考古学揭示出来的突破性进展不同，古代中国采取了连续渐进的方式，在器物和技术没有突飞猛进的情况下实现了社会转型。古代玛雅也采用了类似路径。因此，他以“连续型”和“断裂型”的两分关系说明西方式和非西方式道路之别，西方式道路不是唯一的路径，甚至不一定更优化。

作为非西方考古学阵营的重要成员，中国考古学在建设全球考古学范式上大有可为。无论是不符合大河流域文明类型的石峁遗址和良渚遗址，还是有别于平地或者平原文明的以西南土司文化遗址为代表的山地文明，以及以沿海地带的贝丘遗址为代表的海洋文明，都有可能提出多种适应性策略的考古学和文明理论。因此，基于在地经验，提出可以广泛验证和修正的通则的全球考古学之路正是当下的中国考古学可以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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