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中国文化遗产》2022年第6期：笔谈：突出普遍价值命题下的中国考古学话语建构

笔谈：突出普遍价值命题下的中国考古学话语建构

摘要：持续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在认定考古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遗产公约》以及由之引发的世界性遗产自觉，正是人类对历史与遗产探索、认知的一个突出的体现。经过一百年的发展，现今的考古学已经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考古学家的考古了。考古遗址和文物所荷载的信息不仅是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料，也是公众进行文化实践、文化与文明交流互鉴，以及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突出的普遍价值”之问的提出正当其时。所有跃跃欲试（申遗）的考古遗址都不得不面对这个拷问：一个或者一组具有特定的时间、空间和文化特征的遗址如何具备超越自身，超越区域和国家的价值。基于在地经验，提出可以广泛验证和修正的通则的全球考古学之路，正是当下的中国考古学可以追求的。而确立以公共性为中心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则有助于我们超越西方考古学的公共考古概念。对遗址的各项价值特性开展国内外同期同类遗产的充分对比分析，也能为考古遗址迅速建立起一个以全人类文明视野为背景框架的参照坐标系，从而大大提升我们的研究视野。站在中国考古新百年和世界遗产“下一个五十年”开启的节点上，中国考古遗址放之世界遗产视野的价值讨论，既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也意在建立与遗产保护利用更密切的共生关系。

关键词：突出普遍价值；考古遗址；价值特征；对比分析；遗产价值；世界遗产名录；公共性；全球考古学

考古学的进步与人类遗产价值认知的提升

曹兵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北京 100029）

随着殷墟、良渚等重要考古遗址先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有更多的考古发现也已进入申遗预备名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代表其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拥有更大的国际影响力。这些通过考古学家的手铲重见天日的世界遗产地，是考古学对社会的重大贡献之一。

对于文物和遗产价值的判断，有一个不断发展和提升的过程，《世界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名录》以及由之引发的世界性遗产自觉，正是人类对历史与遗产探索、认知的一个突出的体现。拿考古学自身来说，考古发现与研究对文物价值的认知，是文化遗产这个行业对文物价值判断最基础的一个方面，但实际上考古学本身对文物价值认知也是有不同发展阶段的，是与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面对的学术问题、学术目标、学科理论等密切相关的。早期考古基本上就是“挖宝”。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法国的罗浮宫等能成为世界性的博物馆——它们自己在面对原属国的文物返还要求时也以普世性博物馆自居，就是因为当时那些探险家到成为帝国殖民地的早期文明中心比如两河流域和古埃及等地参与盗掘的结果。此时的考古也有了解历史的兴趣，但主要还是一种猎奇和挖宝思想在起作用。如果说这还是属于萌芽阶段的考古学，那么，后续的考古阶段关注点就有很多新变化了，考古学家更希望通过考古发现复原人类历史，探索一些未知的历史和科学问题，但是不同阶段他们面对的问题又是不一样的，这本身就是看待文物价值的角度与水平的变化。因此，挖宝阶段过了以后进入经典考古学阶段时，考古学家最关心的是出土文物和古遗址的年代问题，要建立各地文物乃至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构建地区性历史年表、文化谱系乃至人类文明史的框架，此时的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和科技手段主要都是围绕断代这个问题发展的。到第三阶段即新考古学或者过程主义考古学的时候，考古学家研究兴趣又转变了，他们更关心出土文物和遗迹如何体现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即人的行为及其背后的驱动力，比如人们怎么制造它，怎么使用它，最后怎么把它废弃而成为考古发现时的遗存。对原材料、技术、社会组织、观念等人类行为相关方面的关注，都希望从考古遗存中去看个究竟。因此我们说，因为新考古学更关心人的行为，关心行为背后人的组织行为方式与社会结构，关心有没有一些抽象的宗教的精神因素制约人的行为，面对同样的出土文物，考古学家看东西的角度和价值与从前已经大不一样了。这一阶段关于人的行为的最重要的几个问题是所谓的“三大起源”：人类的起源、农牧业的起源、文明的起源。起源问题是高度综合性的人类行为，这里边藏着人及其文化本质的一些关键性线索。

按照考古发展史，现在应该是第四阶段考古学，也称后过程主义考古阶段，这是目前最流行并影响到其他学科看待文物及人类遗产的态度的。后过程主义考古学更关心的是面对人类的古代遗存时，考古学家为什么作出如此这般的解释，其他人会有什么样的解释，哪种解释更合理，社会各方面对文物有什么权利等等。比如在一些土地私有的国家里，判断一处遗址该不该发掘，需要跟原住民、跟土地所有者商量，不能考古学家想挖就去挖，政府让挖就去挖。美国的一些印第安原住民就曾公开表明，考古学家的解释和他们原来的认识完全不同，可能也不是他们需要的解释。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倡导围绕文物、文化遗产的多维度对话，倡导相关各方共同去发现文物和遗产的多重性价值和意义。

在上述学科的发展过程中，为了揭示文物和遗产的多重性意义，考古学不断发明一些理论和方法，概而言之可称为是“中程理论”。比如关心年代问题时要用地层学、类型学、科技测年等理论和方法；关心人的行为时会用到考古埋藏学、微痕分析技术、实验考古学、社会考古学等；关心遗存的各种不同角度的价值与解释模式时，可以借助民族考古学的现代民族志调查和观察方法等；此外还包括进行考古宣传普及，开放考古工地，和公众共享、交流发现的公众考古学，等等。所以说，考古挖出了文物，既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也是相关学科共同的研究对象；而文物进到博物馆，遗址变成遗址公园乃至申报世界遗产等，就是所谓公共考古的内容之一了。出土文物经过原来的考古流程之后，摆在博物馆展厅里面，就是公共考古开始了，这个文物开始面向社会和大众，被观赏、被讨论，展开更加广泛的交流对话，它所荷载的信息不仅是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料，也是公众进行文化实践、文化与文明交流互鉴以及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对考古发掘过的遗址进行保护、建设遗址公园甚至是申遗这些后考古工作，同样离不开考古学的参与。

从前考古学家做考古工作，希望碰上“好”的遗址；发掘之后，希望写出好的报告，好的文章；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希望再建设一个好的工作基地、标本库，和同行乃至社会共享。今天，可能还会考虑到能否入选重大发现、列入保护单位、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甚至能否申遗。考古学牵连出更多的社会关怀，也希望给社会包括后代留下更多的遗产，那么，考古学就应该积极主动地发展后过程的考古学，包括公众考古学与公共考古学，在这个不断延展的链条上让文物和古迹遗址能够永续利用、不断增值。

现今的考古学已经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考古学家的考古了。每个文明化的现代人似乎都有必要对自己祖先及其历史遗产或深或浅地走一遍考古探源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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