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中国文化遗产》2022年第6期：笔谈：突出普遍价值命题下的中国考古学话语建构
笔谈：突出普遍价值命题下的中国考古学话语建构
摘要：持续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在认定考古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遗产公约》以及由之引发的世界性遗产自觉，正是人类对历史与遗产探索、认知的一个突出的体现。经过一百年的发展，现今的考古学已经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考古学家的考古了。考古遗址和文物所荷载的信息不仅是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料，也是公众进行文化实践、文化与文明交流互鉴，以及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突出的普遍价值”之问的提出正当其时。所有跃跃欲试（申遗）的考古遗址都不得不面对这个拷问：一个或者一组具有特定的时间、空间和文化特征的遗址如何具备超越自身，超越区域和国家的价值。基于在地经验，提出可以广泛验证和修正的通则的全球考古学之路，正是当下的中国考古学可以追求的。而确立以公共性为中心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则有助于我们超越西方考古学的公共考古概念。对遗址的各项价值特性开展国内外同期同类遗产的充分对比分析，也能为考古遗址迅速建立起一个以全人类文明视野为背景框架的参照坐标系，从而大大提升我们的研究视野。站在中国考古新百年和世界遗产“下一个五十年”开启的节点上，中国考古遗址放之世界遗产视野的价值讨论，既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也意在建立与遗产保护利用更密切的共生关系。
关键词：突出普遍价值；考古遗址；价值特征；对比分析；遗产价值；世界遗产名录；公共性；全球考古学
旧石器时代遗址价值的国际视角
高 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北京 100044）
世界文化遗产是目前公认的对人类起源与演化和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学术与社会价值的遗址，它所具备的普世性、学术性、审美性、真实性、完整性等禀赋，成为对考古遗址做价值评判以及对其进行保护、管理的标准和导向，对旧石器时代遗址的价值认定和阐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特点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演化最漫长的时段，占人类历史的99%以上。在整个旧石器时代，人类生存的地域不断扩张，可供生存的角落皆留下先祖的遗物与遗迹。该阶段人类不断迁徙流动，不同人群及其文化的碰撞、交流经常发生，致使远古文化的关联性很强。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类生存高度依赖自然环境中赋存的资源，工具制作受制于自然材料的特性，可施展的技术有限，文化遗存具有高度普遍性和趋同性。这些因素，导致旧石器时代遗址及考古学文化的共性很强，普遍的价值认同及研究理念和方法放之世界各地而皆准。因而，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学术和遗产价值，更适合以国际视角做关联性挖掘、评估与阐释。
中国经发掘和记录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目前超过2000处。这些遗址是人类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勾画人类演化、迁徙的世界版图和追溯东亚人类的起源与发展不可或缺。其中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是我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1987年），其价值得到充分的阐释并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可。现在我想谈谈另外两处遗址（群）：华北泥河湾盆地和宁夏水洞沟遗址群，尝试从国际视角诠释它们的重要学术与遗产价值。
二、泥河湾盆地
泥河湾盆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和山西省大同市域，迄今盆地内已发现数百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丰富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涵盖旧石器时代的各个时段并向新石器时代、历史时期延伸，被誉为东方的“奥杜威峡谷”。
这里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遗址是阳原马圈沟地点，包含多个文化层位，在距今约166万年的文化层中出土用简单技术生产的石片工具和大象留下的骨骼和足迹，一些象骨上保留石器切割的痕迹。该层位之下还有更早的文化遗存。阳原小长梁遗址出土大量距今约136万年的小石片制品，开启了华北小石片石器技术体系的先河。阳原东谷坨、岑家湾、麻地沟、飞梁等遗址年代测定结果为距今120万年—100万年之间，出土丰富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阳原马梁—后沟遗址群则构筑起距今80万年—30万年的文化序列，与早期文化一脉相承。（阳高）许家窑—（阳原）侯家窑、阳原新庙庄、阳原板井子等遗址记录了距今20万年—4万年间先民生存演化的历史，出土古老型智人化石和不同时期的石制品及动物化石，体现出在早期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的发展趋势。而距今4万年的蔚县下马碑遗址出土先民研磨赭石颜料和将小石片镶嵌为复合工具的遗存，早期现代人行为得到明确的标记。距今3万年—1万年前的阳原油房、西沙河遗址和虎头梁遗址群则埋藏了以细石叶工具为利器的高度流动人群的文化体系。
泥河湾盆地意义重大、普遍被认可的遗产价值在于其罕见的漫长人类历史记录，长尺度的环境变化记录和早期人类适应环境生存的物质文化表现，丰富的石制品记载了东方古人群石器技术的发展过程、特点并反映了旧大陆古人类文化与行为的多样性。该盆地连续、深厚的湖相沉积和上覆的黄土地层及丰富的古生物化石在国际地质界是确定第四纪的起点，是划分第四纪地层和记录第四纪环境变化的支撑体系和最重要的信息载体。这些文化与自然遗存被封存在巨厚的沙土层中，保留了完整、真实的科学信息。盆地内沟壑纵横、错落万象、如梦如幻的奇异景观和火山口、叠层石、雅丹地貌等自然造化，使这里具有独特的自然之美，在学术价值之外又增添了审美价值[1]。
泥河湾的遗产价值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该盆地的早期科学探考是桑志华（Paul Emile Licent）、巴尔博（George Brown Barbour）、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等西方学者启动的，其后中外学者不断前来考察研究，取得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很多学术著述发表在国际期刊上，书写了人类演化历史的重要篇章。
三、水洞沟遗址
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群坐落在苍茫的毛乌素沙地和滔滔东流的黄河之间。这里分布着12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埋藏着技术特色鲜明、发展序列明晰、学术价值重大、被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的史前文化系列[2][3]。
水洞沟遗址于1923年由法国学者桑志华、德日进发现并首次发掘，其后又经历一系列发掘与深入研究。这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始于4万年前，出现带有勒瓦娄哇（Levallois）遗风的石叶技术遗存，在中国、东亚罕见，与欧亚西部和西伯利亚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IUP）的遗存属于同一体系，被认为是早期现代人的文化标识，这使该遗址成为研究旧石器时代东西方人群迁徙、融合与文化交流及东亚现代人起源的一方热土。与其相邻的第2地点则显示截然不同的文化面貌，这里在始于距今3.7万年的多个文化层里出现用石片制作的小型刮削器、尖状器等工具类型，回归华北长期流行的小石片文化传统，但一些石器加工得规整、精细，说明技术与文化在发展和跃变。该地点还出土少许磨制骨器和逾百枚用鸵鸟蛋皮制作的经磨圆、穿孔、染色的串珠，保留热处理、营地火塘等复杂的用火遗迹。在传统的小石片文化体系中出现精致的石器、磨制骨器、装饰品、复杂用火等被看作早期现代人文化标记的遗存，表明这里本土的古人群也已演化入现代人的行列。
而水洞沟第12地点已在迸发着文明的火花。该地点出土约1.2万年前的丰富文化遗存，包括技艺精湛的细石叶制品、精美的磨制骨器、骨柄石刀、石磨盘与石磨棒等。骨质梭形器的出现表明当时的先民已会织网，以此捕捉飞鸟走兽；石磨盘与石磨棒在后期的农业遗址中常见，表明农业的种子已在这里种下。这里的先民还使用石煮法烧水熟食。这些遗存使我们得以管窥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期历史进程的流光溢彩：狩猎—采集生计在向农业转型，文化在快速发展，社会在加速复杂化……
水洞沟遗址的重大学术价值在于它保留了中国—东亚旧石器时代晚期肇始的记录，书写了早期现代人群沿着北方路线迁徙、扩散、交流、融合、适应、发展的历史篇章。该遗址在国际学术界具有重大影响力，是最早被推向西方学术界、宣告中华大地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就存在人群生存和文化发展的遗址，也是最早得到国际学术界关注并将中国、东方与西方世界紧密链接在一起的珍贵文化遗产。该遗址得到妥善的保护和阐释、利用，成为我国唯一一处以史前遗址为核心的国家5A级景区。保护、研究与利用有机结合及政府与企业分工合作、互益共赢的“水洞沟模式”也十分契合世界文化遗产的认定标准与发展理念[4]。
四、须提升对旧石器时代遗产的重视
目前中国已有56项世界遗产，其中有38项是文化遗产，但旧石器时代遗址仅有周口店北京人遗址1处。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并非孤例，《世界遗产名录》上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凤毛麟角，成了历史时期遗产的点缀。人类共同拥有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历史，这是将肤色不同、语言迥别、文化各异的现代族群凝结在一起的历史根基和纽带。远古遗址埋藏在自然堆积中，不像后期建筑那样恢宏可视，且多位于偏僻荒芜之地，旅游吸引力差。这些因素导致旧石器时代遗址普遍不受重视，被提名为世界遗产的机会很低。世界遗产委员会数度举办专题研讨，力图改变《世界遗产名录》的不平衡性，希冀史前遗址得到更大的关注。旧石器时代遗址埋藏着人类的根脉，研究、保护和管理好先祖的家园是我们的神圣使命。将它们中条件成熟的遗址推荐为世界文化遗产，会体现出我们的视野、价值取向和对人类遗产负责任的态度，以此无愧于祖先的艰辛付出和慷慨馈赠。
参考文献：
[1] 高星.世界遗产视角下的泥河湾遗址[N].中国文物报，2012—11—07（003）.
[2]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水洞沟1980年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3.
[3] 高星，王惠民，裴树文，等.水洞沟：2003——2007年度考古发掘与研究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4] 高星.水洞沟遗址与“水洞沟模式”[N].中国文物报，2020—11—1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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