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可怜的（汉代）戍边士卒并没有在他们的“栖息地”留下任何“宝藏”……但斯坦因仍然从中获得了价值连城的信息：士卒的生活、长城的戍守方式和因地制宜的建筑思想等细节，这些信息都隐藏在被遗弃的考古证据之中。

——【英】安娜贝尔·沃克(Annabel Walker)

公元1907年3月12日，敦煌。

匈牙利裔英国人马尔克·奥雷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在他第二次中亚探险途中到达这座曾经的河西重镇、如今的边陲小城。10天后，他又从这里走向周边的戈壁沙丘。那里曾经是水草丰美的绿洲，大汉朝的西北边塞和丝路古道从中穿过。岁月沧桑，沙进草退，驼铃声不再。塞垣烽燧半掩入黄沙，在大漠深处孤独地矗立，一晃就是2000年。如今，它们再次等到了西来的驼铃声。

与其他西方探险家一样，斯坦因觊觎这里的宝藏。但他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简单粗暴地掠走文物，而是对他所发现的遗址进行了编号、记录、科学发掘和测绘。这是现代考古学在中国最早的实践之一，而斯坦因也成为了长城考古第一人。 

敦煌汉长城遗址（斯坦因拍摄，1907年）

斯坦因收获颇丰。他在敦煌周边考察了38处汉代烽燧遗址，发掘获得了708枚汉简。1909年，他请自己的好友，法国著名汉学家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对这些汉简文字进行释读。1913年，沙畹出版了汉简整理成果《奥莱尔·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考释》。第二年，国学大师王国维（1877-1927）和罗振玉（1866-1940）又以沙畹发表的材料为基础，写成《流沙坠简》，对敦煌汉长城边塞的防御体系进行了复原研究。一门新的学问——简帛学就此诞生。

如果说简帛学的诞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那么中国长城考古的早期发展就是“有心栽花花不成”。

1927年，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曼（Warlock Bergman）等人组成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赴内蒙古和新疆开展多学科考察研究。期间，贝格曼和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调查了居延遗址。贝格曼发现了大量汉代烽燧遗址，并通过考古发掘获得上万枚汉简，轰动了世界。在西北考察团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当时发现的那批汉简一直都是长城考古最主要的收获。而黄文弼却运气不佳。尽管他在新疆的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但在居延的调查却与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失之交臂。

1930年，为了遏制中国文物流失海外，中国政府公布了《古物保存法》，建立了地下文物国有的原则。第二年，在中国知识界的强烈呼吁之下，被称为“敦煌大盗”的斯坦因被迫中止了他的最后一次考察，黯然离开中国。长城从此不再是西方探险家的“文物银行”，但中国人并没有填补西方人留下的这个空白，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长城考古几乎没有发展。因为长城考古“性价比”不高，影响了考古学家投身其中的积极性。中华上下五千年，神州大地埋藏了丰富的历史宝藏。与中原核心区的宫殿、贵族墓葬，或边疆未知的新型文化遗存相比，长城遗址地层简单，包含物又少。从事长城考古，你不太可能挖到金银珠宝，或青铜玉雕。除了可遇不可求，并且已经不再新鲜的简帛文书，剩下的就只有残砖断瓦。凭借这些散碎的遗物，似乎也解决不了什么重大学术问题。就这样，长城被考古学和简帛学界同时边缘化了。

居延汉简（徐冠中拍摄） 

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及其在长城考古中应用时的问题

地层学：源于地质学，这里指通过不同时代形成的地层层位关系来判断考古遗址遗迹与遗物相对年代的方法。一般来说，未经过后期扰动的原生堆积中，时代晚的地层单位叠压或打破时代早的地层单位。

类型学：源于生物学，这里指通过对考古遗址出土文物的形态进行分组和排序，从而判断文物和遗址相对年代的方法。不同器类称为“类”，同类器物的不同样式称为“型”，同型器物根据细部特征可以分辨出时代的早晚关系，称为“式”。

长城遗址大多位于边远地区，遗址之下往往不会叠压时代更早的文化层，而城墙建筑上面也大多没有晚期地层，因此通过地层学很难判断长城的相对年代。与此同时，长城城墙一般由比较纯净的夯土或砖石建成，其中一般不会包含有时代特征的遗物，城墙附近发现的遗物也不能作为城墙修建年代的直接证据。因此用考古学方法进行长城断代，困难重重。

诚然，长城考古挖不到“财宝”。但对于有学术理想的考古学人来说，缺少研究课题的担心可能是多余的。翻开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献，你会发现关于长城的记载少之又少。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官修史书，和以记事为主旨的私人笔记不约而同地忽略了对长城结构、形制和防御体系的描述。战国长城上能不能站人？汉代以前的长城如何传递烽火？玉门关到底在哪里?南北朝的长城关口是什么样子的？隋唐长城到底在哪里？金界壕的戍堡是怎样的布局？明长城的每一座敌台与文献记载的名称对应关系是怎样的……历代长城的防御体系和建筑结构，仍然有很多未解之谜。没有考古学，这些问题都将停留在想象中，永远没有答案。

可喜的是，近年长城考古开始得到国家层面的鼓励和大力支持。除了常规的配合基建的抢救性发掘和保护工程前期勘查之外，国家文物局也支持各地相继实施了一批带有学术目的的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尽管长城考古面临着很多问题，但在中国考古学人几十年的努力下，还是取得了不小的进展。通过考古调查与发掘，我们定位了高阙塞、鸡鹿塞、悬泉置、肩水金关等历史著名或文献失载的汉长城要塞、驿站和关口；在北京、河北、山西找到了明长城与北朝长城的叠压关系，证明了华北明长城利用北朝长城旧线修筑的历史；我们在河北、山西发现的隋朝纪年石刻，证实了隋长城的存在；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我们实现了对华北明长城空心敌台的分期……这些朴实的长城研究成果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并不惊艳，却是长城研究的重要突破。长城的真实样貌也在考古人的手中逐渐清晰起来。

2021年，新疆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因唐代文书的发现而入围“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尽管最后遗憾落选，但对于长城遗址而言，这已经是少有的荣誉；同年，国家文物局召开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了北京市怀柔区箭扣长城、陕西省靖边县清平堡遗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沙梁子古城汉代粮仓遗址等3项长城考古重要成果。所谓“性价比”不高的长城考古，开始走出迷茫，也走出迷雾，登上了中国考古学的“大雅之堂”。长城考古方兴未艾，方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清平堡遗址的发掘

清平堡遗址是隶属于明长城延绥镇的一座军堡遗址，占地面积约157500平方米。明代最盛时曾驻军超过2000人。近代以来，因毛乌素沙漠扩张侵蚀而逐渐废弃，淹没在黄沙之中。2020年4月，当地村民在遗址中取沙土修路时，发现了泥塑造像、建筑材料等遗迹，随即上报文物部门。同年5月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清平堡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确认了城墙轮廓、三座城门的位置，以及城西的2座烽火台、1处建筑遗址和城东南1公里处的1座明代砖拱桥；在城内发现了中心楼、衙署、屯仓和显应宫、关帝庙、娘娘庙等建筑物，此外还有大量的生活遗物。

在显应宫遗址内，考古人员清理了院墙、照壁、门厅、戏台、东西侧殿、大殿、寝宫和院内后期修建的城隍庙等，还发现了等级较高的琉璃瓦、30余尊接近真人大小的彩绘造像，同时还出土了鎏金铜像、铁质香炉、石碑等遗物。通过对香炉和石碑铭文的释读，考古人员了解到，香炉为嘉靖年间城堡守军捐修，而显应宫内的城隍庙则是万历年间著名将领，延绥地区副总兵杜松集资重修该庙时创立的。

这些宗教和生活气息浓厚的发现表明，清平堡可能并不只是一处驻军的要塞，同时还是边地人民生活和长城内外交流的场所。高规格的显应宫，可能还有对抗藏传佛教信仰的意味。

由于城堡整体掩埋于黄沙之下，因此建筑格局保存十分完好。陕西的考古工作者甚至把它比作“中国的庞贝古城”。

清平堡显应宫发掘现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唐焉耆镇沙堆烽）的发掘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在唐代称为“沙堆烽”，是焉耆镇下辖的一个游弈所，设置于武周时期，废弃于开元年间，大约持续使用了一个世纪。

2019-2020 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境内的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进行了考古发掘，1 200 多年前的唐代文物得以重见天日。这其中包括800多件珍贵的唐代纸文书，记载了很多未见于任何传世文献的军事机构和防御设施名称，也为唐代西域军事生活的复原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从遗址出土文书内容和其他相关文物看，沙堆烽的守军生活十分丰富，他们读着流行文学的手抄本，吃着各种各样的野味。唯一的不足就是食物中缺少青菜。难得获取的酱菜和干菜叶，竟然可以作为礼品送给上级。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鸟瞰（图片来源：百度）

哈德良长城的考古研究

哈德良长城是位于英国英格兰北部的罗马帝国时期边疆遗迹，全长约120千米，兴建于公元2世纪。

哈德良长城的科学考古开始于19世纪90年代。1892年J·P·吉布森（Gibson）对马克尔班（Mucklebank）T44b的调查和分期研究，开启了哈德良长城城墙建筑史和年代学的长期研究项目。1907年，F·G·辛普森（Simpson）加入了吉布森的队伍，并致力于哈德良长城研究40年，如今我们对哈德良长城建筑的大部分知识都来源于他的调查。

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哈德良长城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突破。1906-1914年间，英国的考古工作者已经开展了哈德良长城的广泛调查。1909-1929年间，哈德良长城的分期和修正业已完成。1930年，R·G·科林伍德（Collingwood）创立了哈德良长城遗迹编号系统。

早期的长城考古研究主要由私人、本地社团和高校组织开展。1928年起，哈德良长城考古开始纳入国家管理，主要通过国家基金会来资助实施。从1945年开始，英格兰遗产信托及其前身英格兰国家遗产局（English Heritage，两个机构英文翻译相同）、国家信托基金（National Trust）资助或赞助了大量哈德良长城考古项目，一些重要的长期项目一直持续开展到今天。同时，还有一些私人基金会、博物馆和土地所有者也参与了哈德良长城考古工作。目前，哈德良长城沿线几乎所有重要的遗址都多多少少开展了一些考古工作。

温都兰达要塞遗址（Vindolanda）是哈德良长城沿线最著名的考古遗址之一，这里曾出土了2000多枚公元1世纪前后的写有古罗马文献的木牍，内容涉及军事情报、建筑、后勤，以及日常生活细节等，堪称“哈德良长城的居延遗址”。

目前，哈德良长城的面貌已经通过百余年的考古工作基本弄清，进入了查缺补漏的阶段。相比之下，中国长城考古还有很大的潜力，有待深入开展。

哈德良长城（张依萌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