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中国文化遗产》2022年第5期：专题研究 《世界遗产公约》50年
世界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关系50年回顾与展望
张朝枝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广东广州 510275）
摘要：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实施以来，世界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在过去50年中不断变化。在《公约》颁布初期，因强调遗产本体保护而将旅游视为遗产保护的一种威胁。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潮的演进，世界遗产保护的操作指南开始超越遗产本体而关注遗产社区发展问题，旅游作为促进遗产保护与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中间力量而日益被重视。近年来，全球各地财政压力不断增大，特别是疫情以来的全球经济形势变化，旅游已经被逐渐认可为世界遗产保护的一种有效方式。未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更加注重世界遗产对社会韧性的贡献，对人性的关注，对创新思想的启示。
关键词：世界遗产；旅游发展；回顾；展望
自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颁布实施以来，《公约》已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缔约国数量最多、影响最广泛的国际条约，世界遗产也因此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旗舰项目。
一、世界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认知变化
世界遗产与旅游关系的认知是受世界遗产保护理念和旅游发展思潮的双重作用不断发展与变化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世界遗产的初衷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各国建立“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就遗产保护理念而言，因全球文化遗产面临工业化、城市化等各种发展导致的文化遗产破坏问题日趋严重，1972年诞生的《公约》将旅游与工业化、城市化一并视为遗产保护的威胁（第十一条），在随后通过的《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1972）和《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毕建议）》（1976）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再重申这一立场，要求各成员国采取措施消除旅游业对遗产保护带来的危害[1]。
但随着世界遗产申报的数量越来越多，类型越来越丰富，遗产的内涵也不断发展，类型也从文物遗址到历史城镇、文化景观、线性遗产、活态遗产等延展，特别是文化景观作为一个新的世界遗产类型提出后，世界遗产的认定与保护标准中，“人”的作用也开始日益得到重视，特别是遗产所在地社区居民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世界遗产事业的目标也由“促进和平”转向“促进和平与发展”，由重视共同的文化价值观转向促进文化多样性保护。这种发展理念的转变，既体现了联合国发展总体目标的转变，也反映了世界遗产事业推动过程中的全球化冲突与平衡，但背后根本的原因是人本主义思潮下对“人的发展”的关注，而不仅限于对遗产物质性的关注。从文化精英们关注的艺术品、遗址到“大众文化艺术集成”的历史城镇，再到乡村、运河等活态遗产，“人”的问题逐渐成为世界遗产的中心问题，世界遗产事业也由单纯的“保护”逐渐转变成“保护与发展”的问题[2]。所以，《公约》由最初因为担心人类的旅游活动对艺术品、遗址、文物的冲击而将旅游视为一种“威胁”，随着全球遗产保护思潮“由物及人”的演变，人们意识到遗产保护首先必须基于当地人的发展，或者说当地人的生计可持续性。其次遗产保护也必须满足公众审美与愉悦的需求。特别是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明确提出以人为中心、关注文化多样性与活态传承的问题后，作为世界遗产与人的生存和发展联结纽带的旅游活动也自然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其专业咨询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对旅游的态度开始改变，由“禁止”“限制”“监督”转向“管理”“规划”和“负责任的推广”，如1997年ICOMOS通过《国际文化旅游宪章》，不再将旅游视为“禁止”对象，而是提出要关注旅游发展的正面影响，并建议“促进和鼓励保护遗产各方和旅游业之间的对话”。进入新世纪后，遗产保护的资金压力逐渐成为全球性问题，除一些成为重要旅游地的世界遗产外，大部分世界遗产面临资金短缺和运营困难的挑战。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矛盾也日益突出，特别是新冠疫情发生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意识到旅游停摆给遗产保护和文化传承带来的挑战远超乎想象[3]。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发布《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世界遗产》表示，旅游大幅萎缩已经严重影响了遗产地社区的文化传承。由此可见，在过去50年中旅游与世界遗产关系的认知经历了一个轮回，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4]。
但是，关于旅游与遗产的冲突，大家往往简单地将其理解为游客或者开发建设对遗产的破坏，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旅游与遗产的冲突主要有四种形式，一是旅游性破坏，即游客不文明行为造成的遗产损毁破坏，如游客在泰山偷采泰山石，在九寨沟乱丢垃圾；二是运营性破坏，即由于运营管理不当造成的遗产破坏，如2001年曲阜孔庙员工使用高压水龙头冲洗古建筑彩画引发的问题；第三是开发建设破坏，即由于开发建设失序造成的遗产破坏，如2001年商业机构在乐山大佛后山开凿“巴米扬大佛”；第四是价值观冲突，如故宫是否可以开星巴克的问题，张家界武陵源景点是否可以因为《阿凡达》电影拍摄而将“乾坤柱”更名为“哈利路亚山”的问题。但实际上，游客行为问题、运营管理问题都会随着管理水平的提升与监督约束机制的加强逐渐缓解；失序开发建设往往涉及中央与地方、部门法规与各项法律完善的问题，问题的解决需要建立在制度完善与体制健全上；而价值观冲突问题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此类问题可能会长期存在。
就旅游发展思潮而言，二战后全球旅游大发展，但当时旅游活动的规模尚小，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并且“旅游业是无烟产业”发展观盛行，认为“旅游业销售的是风景，带来的是可观的经济效益，对环境没有任何负面影响”。很快，人们发现旅游业在带来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如旅游设施过度建设、文化景观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等，极大地危害旅游业赖以生存的资源和环境，人们开始对旅游的环境影响进行反思。在1970年代可持续发展观的影响下，世界旅游组织于1980年发布《关于世界旅游业的马尼拉宣言》，指出发展旅游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生活质量并为所有的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并提出“可替代性旅游”概念，强调“旅游对环境也会造成破坏，给他人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应加强环境保护，提倡环境公平”。到20世纪末，旅游可持续发展观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生态旅游、替代性旅游概念也在我国受到欢迎。进入新世纪后，国家旅游主管部门不断加强对旅游领域的生态环保问题的监督，并在旅游行业强制执行绿色标准、旅游承载量等具体措施。近年来，又直接将生态环境保护状态作为旅游等级景区评定的一票否决条件。可见在过去50年中旅游的发展观也在不断地变化，对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意识也在不断提高，为旅游和遗产关系的协调创造了客观条件。
因此，旅游与遗产的共生和谐关系是一个相向而行的结果，既包括世界遗产保护工作逐渐“接地气”，也包括旅游发展更加“讲规矩”。不过，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与遗产展示技术水平的逐渐提高，越来越多的世界遗产已经成为年轻人表达情感与思想的载体，世界遗产日益成为一个社交媒体价值共创的旅游场景，也许这种趋势将进一步将旅游与遗产的关系由“共生”转向“共创”。
二、中国遗产旅游发展阶段演变
1985年中国加入《公约》，但直到新世纪初，“遗产旅游”的概念才开始在国内出现，其含义通常是指发生在世界遗产地的旅游活动，中国的遗产旅游发展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粗放式发展阶段。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随着国内旅游业被作为支柱产业进行培育，“黄金周”休假制度推行等原因，国内旅游井喷式发展，旅游发展与世界遗产保护的矛盾初步显现。这个时期，一些标志性事件如泰山修建索道、张家界修建电梯、黄山修建水库、都江堰修建水坝引来社会公众高度关注，有些重要媒体直接以“世界遗产申来就死有何用”“让老人化妆去赚钱”来批评遗产地的旅游开发建设。
规范调整阶段。本世纪前十多年，以国务院组织八部委联合巡查世界遗产保护和全国首例地方性世界遗产保护法规《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正式实施为标志，世界遗产地的旅游开发建设得以严格控制。但游客超载导致的各类遗产保护问题随之而来，国家旅游局、国家文物局先后制定A级旅游景区和文物保护单位的游客承载量核定办法。与此同时，《旅游法》《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也相继出台，对游客在遗产地的不规范、不文明行为进行强制约束，世界遗产地游客超载、游客不文明行为等现象对世界遗产地的影响基本得到扼制。
转型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文化遗产，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力度不断加强，对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事业的定位发生转变，将文化自信建设与国家认同建设作为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的重要目标。同时文化和自然遗产旅游景区的门票价格也统一下调，世界遗产地开始寻求新的旅游发展模式。在此阶段，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2018）、《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2019）等涉及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的重要文件，在进一步约束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的同时，积极鼓励与支持加快对智慧、智能技术的应用来推动遗产地旅游高质量发展。
总体来看，中国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的阶段演变既是国内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政策变迁与国内旅游发展阶段的变化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全球范围内世界遗产旅游发展观念影响的结果。
三、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与一般旅游发展的本质区别
首先，评价标准不同。世界遗产地并不必然成为旅游地，即某地成为世界遗产与是否成为旅游地没有必然因果关系，但成为世界遗产能提升该地的知名度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很多早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地方本身已经是知名旅游地，如泰山、故宫、长城、黄山等地并非因成为世界遗产而带来旅游发展。有研究根据某区域游客量与世界遗产地数量之间的量化关系认为世界遗产与目的地游客量呈正相关，这种结论实际上是片面的。当然，有一部分地方由于世界遗产申报工作带来的媒体曝光度提高、环境整治加快、政府配套投入增多，所得到的价值研究、公众媒体传播的概率及其深度与广度也远超一般旅游地，等等，多种原因客观上带动了世界遗产申报成功后旅游得到较快的发展。但实际上，由于世界遗产的遴选标准与旅游者的选择偏好存在较大的差异，大约40%的世界遗产地因不具备旅游观赏性而很难吸引游客。
其次，发展目标不同。与一般旅游地不同，经济效益并不是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的最重要目标。世界遗产作为国家民族身份的代表，往往会被赋予国民身份认同和国家、社会关系协调等多种职能。无论是文化还是自然遗产，其遗产价值阐释与国民身份认同和民族自豪感紧密相关，其所吸引的媒介关注与公众传播远超一般旅游地，对国家和社会产生的影响深远。因此，国家对这些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都有更高的要求。
第三，约束机制不同。从过去50年的实践来看，《公约》及其相关系列文件对世界遗产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在遗产申报与管理过程中的“事前监督”，如要求遗产地制定系统的旅游影响监控措施等等；另一方面，鉴于《公约》缔约国国家形象的考虑及世界遗产在其国内的国家民族身份标识地位等多种原因，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过程中的负面事件往往会形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社会公众与各路媒介的事后监督，一些问题很快就能得到解决。
四、中国对全球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事业的贡献
中国的世界遗产旅游实践对全球世界遗产的保护与发展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
首先，探索了基于规模性大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式理论与方法。在世界遗产保护领域的主流发展观认为，世界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小规模、深体验的基础之上。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遗产资源相对贫乏，面对人民快速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国的世界遗产地所面临的游客人数压力远超乎西方所谓主流遗产保护思潮的想象。在中国加入《公约》以来的三十多年中，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部门在冲突中不断协调前进，总结摸索出一系列在大规模的大众旅游背景下保护世界遗产的方法与理论体系，如反思了西方的遗产地承载量理论、遗产旅游体验理论、社区参与理论和利益分配理论，也出现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遗产保护利用优秀案例，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的认可。
其次，探索了基于东方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的世界遗产地社区参与模式与方法。在世界遗产保护相关的国际组织中，曾一度普遍认为处理世界遗产地社区问题的关键方法是保障社区居民的决策参与权。但中国的实践表明，为当地社区寻找可持续的生计方式与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才是促进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有效地协调世界遗产地人地冲突的根本出路。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的这一实践经验已经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普遍认同。
第三，较早系统地探索并建立了世界遗产地旅游影响监测体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较早提出了加强世界遗产监测，但早期主要关注世界遗产本体，对世界遗产地的关注相对缺失，近年来在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旅游可持续发展观测点管理与监测中心的推动下，中国率先在安徽黄山、湖南武陵源、河南龙门石窟建立了旅游可持续发展观测点，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指标进行了10多年的持续监测，并帮助这些遗产地建立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相应的实践成果也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五、未来的世界遗产与旅游发展关系展望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遗产未来50年的展望，将更加注重世界遗产对社会韧性的贡献，对人性的关注，对创新思想的启示。与此同时，研究表明新冠疫情进一步唤醒了人们关注生命健康、生活质量、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关问题，旅游消费与供给也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此外，全球范围内信息技术正快速应用于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各个领域，对人们的旅游方式及遗产的保护模式都将产生深刻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遗产阐释将更加突出地关注游客的精神与情感体验，关注当地人的生计可持续性。在科技手段的支持下，世界遗产不再是单纯地向旅游者提供被观赏的场景，它们将成为游客学习传统智慧、产生新的思想、巩固身份认同的源泉；旅游者也不再是单纯地传播遗产价值的对象，他们将是利用世界遗产进行媒介传播的主体，对世界遗产的价值进行平民化的解构与建构，从平民视角来理解、欣赏和传播世界遗产的独特价值，将更加大众化、生动化并更有活力。当地居民也不再仅仅是旅游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更可能是与世界遗产一起为游客共同创造恰当的体验氛围。
参考文献：
[1] 张朝枝,郑艳芬.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关系的国际规则演变[J].旅游学刊，2011（1）：81－88.
[2] （澳）林恩·梅斯克尔（Lynn Meskell）.废墟上的未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与和平之梦[M].王丹阳，胡牧，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
[3] World Heritage Center.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World Heritage as a source of resilience, humanity and innovation[EB/OL]（2022－08－30）https://whc. unesco.org/en/next50/
[4] 郑艳芬,张朝枝.国际法对文化遗产旅游利用认识的演进[J].旅游科学，2014（1）：85－94.
Review and Prosp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ld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50 Years
Zhang Chaozhi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e conflicts between world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have long been a shared concern of both academia and industries. This paper has threefold compositions. It reviewed the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and hallmark events pertaining to the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world heritage, summarised chang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ld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since the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was adopted in 1972, and further analyzed the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international contributions and developing trend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erv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ing within the Chinese World Heritage Sites.
Early across the glob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entring around World Heritage Sites—the UNESCO for example—deemed tourism a threat against heritage conservation. Consequently, they held a predominantly prohibitive, monitoring and restrictive attitude towards tourism. However, as the UNESCO shifted its core interests from the peace promotion to the peace and development, the typology of world heritage has been diversified from merely caring about tangible heritages to concerning both materiality and human co-existence. Meanwhile, the concept of living heritage has grasped increasing popularity, and the livelihood and development issues of World Heritage Site communities have been gradually recognized. Thes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n altered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tourism, with a shifting focus on management, planning and responsible promo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strongly struck the tourism industry, which then underscor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The UNESCO has realized the impact of the absence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on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inheritance, and is calling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resilience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the concern for humanity, and their roles in inspiring innovation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ld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has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early days, World Heritage Sites in China struggled from the damages and conflicts brought by unregulated tourism development. Since protection laws were enacted and enforced, t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omprehensive revival of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evolved from opposition to accordance. In the 30-year exploration of balancing world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China has come up with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arge-scale mass tourism. Furthermore, China developed a new mode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t World Heritage Sites—a mode that incorporated Eastern philosophies and social systems. China is also a pioneer in exploring and establishing a tourism impact monitoring system at World Heritage Sites, which contributes Chinese wisdom and Chinese solutions to the global world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the long run, the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is intensifying, and nationalism is rising. World Heritage Sites must carry out new responsibilities, acting as a vehicle for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a platform for beyond-interest conversation. Their interpretation should demonstrate a higher emphasis on visitors’ spiritual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s, incorporate a more in-depth reflection on local sustainability, and embrace advancing technologies to enhance value interpretation, communication, and visitor experiences.
Keywords: world heritage; tourism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review;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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