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中国文化遗产》2022年第5期：笔谈：世界遗产中国实践 面向国际语境的可持续发展与互鉴共享愿景

以大运河为例探讨世界文化遗产理念在中国的实践

李 雪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北京 100029）

中国自1985年正式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到2022年已拥有56项世界遗产，这期间，不止世界遗产的理念内涵在过去年50间不断发展，中国对世界遗产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并不断探索将最新理念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进行实践。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和新时代开展的文化保护传承工作，从一定程度上既是世界遗产理念发展的反映，也是体现我国对世界遗产理解逐步加深并不断创新的过程。

大运河筹备申遗工作本身，就处在世界遗产理念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这一阶段，为实现世界遗产更加均衡、可信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从遗产的类型上更加鼓励《世界遗产名录》中空白或较少的遗产种类的申报。大运河申遗的成功不仅是《世界遗产名录》上增加了一项新类型的遗产，在价值认知、形态类型等方面也极大地超出了中国原有不可移动文物——文物保护单位的范畴，对我国文物保护理念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虽然是创新的命题，但依然借鉴、吸纳了世界遗产诸多的最新理念，并结合我国实际进行了创新，为全球世界遗产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例。

世界遗产领域密切关注的核心问题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从世界遗产中心正在开展的19项活动中有所反映，内容涉及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气候变化、降低灾害风险、青少年教育等各方面。大运河也在如何实践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青少年教育等方向进行了探索与尝试。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和国家文化公园制定的保护和管理战略与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了一致，并充分认识了大运河遗产的固有潜力，不仅考虑到对突出普遍价值的保护和遗产的传承，并希望借此为可持续发展的各个层面作出贡献，努力提高社会的整体利益。就遗产的范围而言，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的范围远远突破了世界遗产的范围，甚至超出遗产的范围。从超出遗产范围的角度考虑保护传承，为实现从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到遗产地、遗产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从环境可持续层面来说，大运河的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将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纳入其中，划定了滨河生态空间和核心监控区，加强了遗产保护传承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从长远着眼确保环境质量，进而逐步增强遗产对灾害和气候变化的抵御能力。从包容性社会发展层面来看，大运河的文化保护传承充分考虑各方利益相关者，针对利益相关者的协调问题建立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此外，大运河的文化保护传承工作中还将遗产保护传承与改善生活质量、增进人民福祉进行了深度结合。

2011年，世界遗产能力建设战略提出，强调了从培训到能力建设的转变，以及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能力建设相结合、互为借鉴的转变。能力建设战略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核心，通过加强群体间的合作，进而优化遗产的管理方式。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成立也体现了这一理念。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建立是为有效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决策咨询与政策建议，在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国家文化公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专家咨询委员会内设的大运河专家组涵盖了历史、文化、旅游、文物、规划、艺术管理、科技、生态等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和专业管理人员，为在更多领域群体间的交流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既有助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也间接为大运河沿线保护管理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帮助。

世界遗产理念诞生和发展的50年间，不仅世界遗产自身的理念在不断发展，更是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保护理念。我国从初步融入世界遗产，到对世界遗产的认识不断深入，再到深入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创新实践，可以说与世界遗产在共同发展。大运河作为我国重要的世界遗产，大运河的保护传承过程更是体现我国对世界遗产的理解逐步加深的典型。未来，大运河的保护传承工作还在继续，对新理念的运用与实践也还需不断加强，在运用2030年可持续发展文化指标衡量和监测大运河对于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效果、青少年和社区深度参与到遗产决策全过程、加强灾害预警模型的建立进一步指导沿线工作开展等方面还需继续探索和实践。未来，让遗产的保护从专业研究和技术保护的领域跨向凝聚社会、造福社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广阔天地，既是中国遗产保护面临的挑战，更是肩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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