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中国文化遗产》2022年第5期：笔谈：世界遗产中国实践 面向国际语境的可持续发展与互鉴共享愿景
笔谈：世界遗产中国实践 面向国际语境的可持续发展与互鉴共享愿景
摘要：经过50年的发展，《世界遗产公约》构建了一个拥有194个缔约国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体系。随着其影响力的不断增长，这一体系也被赋予了更为复杂的功能和宏大的愿景。最近30余年，不止世界遗产在不断发展，中国对世界遗产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并不断探索将最新理念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进行实践。从中国视角去理解和解释世界遗产所反映的全球文化秩序等议题。我们需要回答：如何理解国际遗产话语层出不穷的议题和挑战，并以中国知识来回应这些议题和挑战。以熟悉世界遗产的国际规则为前提，深入剖析中西方对一些遗产概念的理解差异的文化根源，然后以文化对话的姿态，阐明在中国文化语境中遗产所具有的概念术语特征。文化和自然融合是未来世界遗产的发展趋势之一，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是践行文化和自然融合管理实践的优质资源，应在生态文明思想和世界遗产理念框架指导下，开展“文化和自然融合”关键概念与遗产保护管理之间关系的研究。基于中国空间地理分布与民族社会变迁，“海洋文化遗产”也必然成为国家遗产体系之内具有民族性和国家文化价值的概念。中国对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的顶层设计兼顾了国际规则与国情，强调技术为管理服务的理念；通过制度规范系统、人力资源系统和工程技术系统建设，建立了国家主导的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工作机制以及一总多分的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系统。步入“后申遗时代”，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国家层面、遗产地管理者与遗产从业者以及公众等多方的共同努力，不断建设与完善制度保障，及时加强与国际遗产保护理念的衔接，基于对遗产的利益相关者的关注，适应并助力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的实现。随着世界遗产涉及的利益相关者范围日益广泛，在对内提升社会文化品质，对外展示国家形象、增强文化软实力的深度需求下，“下一个50年”，应该着手将“传播”作为一个有效、独立的功能体系领域纳入到遗产保护和活化工作中来。
关键词：世界遗产公约；世界文化遗产；价值特征；文化和自然融合；遗产监测；海洋文化遗产；遗产传播
世界遗产50年：面向未来的挑战
吕 舟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北京 100084）
20世纪60、70年代，世界进入到一个思想繁荣的时代，“前卫”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同时，工业化发展引发的环境、能源等问题已难以从单一国家的层面加以解决。在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思想潮流影响下，一种基于全球化的新乌托邦思想影响着人们对世界发展方向的想象。人们开始用新的观念和视角看待和思考如何构建人类的未来秩序。1972年在联合国的号召下，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这既反映了联合国构建新世界秩序的努力，也反映了教科文组织对于文明成果和地球环境的全球属性的认知。
经过50年的发展，《公约》构建了一个拥有194个缔约国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体系。随着其影响力的不断增长，这一体系也被赋予了更为复杂的功能和宏大的愿景。在内部和外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世界遗产体系从对物质遗产实体的保护，到构建具有代表性、均衡性和可信度的名录，再到形成一个文明间对话、建设和平的平台，体现了当代人类保护文明成果和生存环境的努力。
2011年，在巴黎召开的第18届《公约》缔约国大会上通过了《2012—2022年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战略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对《公约》未来10年的发展作了预期，将保持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作为第一目标①。突出普遍价值作为《公约》存在的基础，决定了世界遗产具有的广泛号召力和全球影响。纵观实施《公约》50年历程，对突出普遍价值认知的持续发展，清晰地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世界遗产意义认知的变化和其所应发挥作用的期待。
在实施《公约》50年的历史中，有3处遗产被从《世界遗产名录》（以下简称《名录》）中除名。第一处是阿曼的“阿拉伯羚羊栖息地”。这处遗产的除名是缔约国在是否坚持遗产地的保护管理责任上的自我选择②。2009年德国的“德累斯顿易北河谷”和2021年英国的“利物浦海上商城”被除名都是因为在遗产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对遗产突出普遍价值造成影响。相关决议形成的过程反映了世界遗产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对世界遗产应当具有的突出普遍价值的坚守。
使《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最杰出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具有可信性的名录，是《行动计划》提出的第二项目标③。保持名录的可信性需要不断提高辨识遗产的能力，需要形成既体现特定文化背景又能够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价值认识体系。这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责任，在近年关于列入《名录》的讨论中，这也是一个核心的内容。2018年关于沙特阿拉伯的“哈萨绿洲—变迁的文化景观”能否列入《名录》的讨论中，如何认识遗产的延续性就成为不同观念碰撞的核心。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近年组织关于活态遗产的讨论，2018—2021年中国与非洲在教科文组织框架下关于世界遗产能力建设的交流对话都反映了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2017年英国“英格兰湖区”经过30年中3次申报最终成功列入《名录》的过程，也反映了在遗产价值辨识和阐释方面时代的变化和背后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的发展。2017年中国鼓浪屿以“历史国际社区”为主题列入《名录》同样反映了遗产价值辨识和阐释的重要性。
建立具有可信性的《名录》同样需要通过规则保持程序的公正性，需要相关方面进行能力建设，需要对相对能力不足的国家给予支持和帮助。尽管咨询机构、缔约国和委员会在关于申报列入《名录》项目的评价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差异，但2012年以来这种差异变得更为明显，咨询机构和委员会成员国在评议过程中观念的冲突变得更为尖锐，这必然会影响到《名录》的可信度。2017—2018年委员会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2019年召开了相关的专家会议。专家会议结果反映在2019年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的相关文件当中④。根据这些讨论，委员会希望通过增加相关的程序来促进咨询机构与缔约国和委员会成员之间的交流对话过程，从而帮助缔约国提高遗产辨识的能力，缓解咨询机构与委员会成员国和缔约国之间对遗产价值、保护状况等问题的认知矛盾，形成共识。2021年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决议，在缔约国正式申报世界遗产之前设置一个前置程序⑤，由咨询机构对申报项目进行前置评估，以化解各方之间观念的冲突，形成共识，同时提高遗产申报的整体水平。这一内容也被反映在了2021版的《操作指南》当中⑥。
世界遗产保护要考虑环境、社会和经济的需求，是《行动计划》确定的第三项目标⑦。《行动计划》强调“通过使各界参与保护工作，更多地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⑧。在遗产的申报、保护、管理、利益共享方面更多地考虑当地社区，考虑遗产对当地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已经成为世界遗产事务中的基本共识。在36届、38届、39届、40届、41届、43届和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可持续发展都成为世界遗产中心提交的工作报告的主题内容，在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还特别讨论了非洲优先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社区作为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部分，对社区的关注也在世界遗产的相关事务中强烈地表现出来。泰国的“岗卡章森林保护区”是一个突出的案例⑨。除了在遗产申报中强调对当地社区利益的保障，在保护状况等事项的讨论中也越来越关注当地社区、非政府组织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这些都在影响着今天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发展。
《行动计划》提出的目标四——保持或提高世界遗产的品牌质量。实现这一目标要求加强世界遗产的价值传播，使社会能够更好地认识世界遗产所承载的突出普遍价值，促进社会对这些价值的理解。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对传统的、更多的基于旅游和现场体验的传播方式形成极大的冲击，让基于网络的数字传播成为重要的传播方式。
目标五——世界遗产委员会能够解决政策和战略问题。对于委员会而言，由于《公约》所具有的普遍意义，特别是将世界遗产的保护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相结合，使世界遗产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成为教科文组织的旗舰项目。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加强教科文组织相关公约之间的协作，带动实现教科文组织的整体目标的责任也更多地落到了委员会身上，而促进5C战略的实施，无疑有助这一目标的实现。委员会在审查世界遗产项目时的公正性是其能否解决政策和战略问题的基础之一，在近年关于限制或要求委员会成员国在担任委员会工作期间主动暂停各自国家的申报的建议多次被提及，但遗憾的是委员会始终无法就这一问题形成共识。
目标六——为法定决议提供依据，并使决议切实得到执行。这一目标涉及到执行《公约》的相关资源。随着世界遗产数量的不断增加，《公约》相关机构无论在财政还是人力资源方面都难以满足发展的需要，这不仅导致了对每年申报的新遗产项目数量的限制，甚至难以保证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支持“设置正式申报前置程序”的落实，更多的项目依赖于缔约国或机构为《公约》提供的预算外资助，这种状况也反映了大多数政府间国际组织面临的可持续发展困境。
进入第50个年头的《公约》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国际形势，通过经济、政治，甚至战争的方式进行的国家和集团间的竞争，深刻地改变了1980年代之后蓬勃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加剧了国际社会观念的撕裂和冲突，2020年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及国际交流产生重大影响，2022年的战争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的不稳定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公约》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如何发挥这些作用？同样也充满了不确定性。2021年，第23届《公约》缔约国大会提出的《公约》50周年纪念活动的主题为：“下一个50年：世界遗产未来世代恢复力、人道和创新的源泉”，从气候变化和遗产保护、具有代表性、平衡性和可信性的名录、可持续发展旅游业、数字化转型及新冠肺炎疫情疫后恢复等方面讨论《公约》的未来⑩。《公约》50年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应对挑战和自我完善的过程，而今天这种挑战也变得更加严峻，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被迫暂停，推迟至2021年合并召开，这是《公约》50年历史中第一次因为疫情阻隔了各国之间的交流、人员往来，暂停大会的议程。而2022年新冠疫情尚未完全消退，第45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又因为战争冲突再次宣布延期。显然，《公约》仍要面对源于自然和人类思想的各种挑战，但《公约》却也依然表达着人类对于文化相互尊重和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望。
站在2022年《公约》50周年的时间点上，回望《公约》50年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公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覆盖绝大多数国家，塑造人类普遍性价值的庞大的全球性项目，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的过程。《公约》本身也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
参考文献：
①③⑦⑧ 参见第18届《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决议WHC-11/18.GA/11,7。
②在2007年关于这一项目的讨论中，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成员对阿曼做了大量的劝说工作，希望阿曼作为缔约国能够坚持对这一遗产的保护。尽管最终未能说服阿曼，但整个过程仍然清晰地反映了国际社会保护世界遗产的强烈愿望。
④参见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决议WHC/19/43.COM/8,2。
⑤参见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决议WHC/21/44.COM/18,430。
⑥参见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决议WHC.21/01,38。
⑨2015年泰国政府向第3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提交“岗卡章森林保护区”项目申请列入《名录》，大会认为这一项目符合《操作指南》规定的第十条标准，但由于当地政府没有充分考虑当地克伦社区利益，退回申请要求补充相关措施；2016年、2019年泰国政府两次申报均因“涉及当地社区的意愿”被退回；直到2021年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在确认克伦社区的状况得到了改善、权益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岗卡章森林保护区”才被列入《名录》，决议中强调了“确保与当地社区就其生计和积极参与遗产的管理进行协商”。参见：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决议WHC-15/39.COM/19,158；WHC/16/40.COM/19,193；WHC/19/43.COM18,214；WHC/21/44.COM18,313。
⑩参见：第23届缔约国大会决议WHC/21/23.GA/9,3。
The Practice of World Heritage in China: A Vis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utual Learning and Heritage Sharing Based on the Global Context
Lyu Zhou1, Yan Haiming2, Feng Liao2, Liang Zhiyao2, Li Yuxin2, Li Xue2, Zhang Yimeng2, Wang Zhe2, Hou Wenxiao2, Zhao Yun2, Liu Jiayi3, Qi Xin4
（1.School of Architectur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China Academy of Cultural Heritage, Beijing 100029, China; 3.Institute for Tianjin University Marine Strategic Studies, Tianjin 300072, China; 4.People’s Daily, Beijing 100733, China）
Abstract: Thanks to the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which has been signed by 194 countries, a universal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after 50 years’ development. With its growing influence, this system has developed more complicated functions and greater visions. In the last 30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world heritage, China also developed its more thorough understandings about world heritage while continuously exploring and practicing the combination of new ideas with its own conditions. To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various subjects including the global cultural order reflected by world heritage from China’s perspective, we need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ow can we understand ever-emerging subject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narratives relating to world heritage? How can we respond to such subjects and challenges by applying China’s knowledge?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he preconditions should be to familiarize ourselves with international rules relating to world heritage, based on which, cultural causes for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concepts concerning heritage between the western countries and China should be thoroughly analyzed. Then value-related characteristics of heritage should be explained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by means of an inter-cultural dialogue approach. Integration of culture with nature is one of the future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heritage. China’s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and world cultural-natural heritage in particular—is excellent resources for practicing management over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with nature. Based on China as a state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China’s maritime cultural heritage will for sure become a concept with its Chinese nature and national cultural value in China’s heritage system. China took into account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its own conditions for its top-level design to monitor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At the same time, it noticed that the essence of monitoring was management, rather than technologies or methods. Moreover, China emphasized that technologies should serve the management. Through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system norms, human resources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ies,, China has developed a stateled monitoring mechanism of and a multi-branch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 of China’s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As China has entered a post-heritage-application era, protection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requires the efforts from various parties, includ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 managers of heritage sites, professionals working on heritage, and the public. Institutions should be continuously developed and improved for the protection of world heritage. Links to international ideas relating to heritage protec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a timely manner. Based on the care for stakeholders of heritage, strategic goal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should be developed, promoted and achieved. The world heritage involves an increasingly wide range of stakeholders, China should focus on dissemination and preservation as effective, independent components to be included in the work of protection and activation of heritage.
Keywords: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valuerelated characteristics; integration of culture with nature; heritage monitoring; maritime cultural heritage; heritage preservation; postheritage-application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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