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中国文化遗产》2022年第5期：笔谈：世界遗产中国实践 面向国际语境的可持续发展与互鉴共享愿景

 用中国知识重塑世界遗产的意义图景 

燕海鸣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北京 100029）

《世界遗产公约》诞生50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果，也引发了诸多反思。对于《世界遗产名录》过于西方中心主义、自然与文化过度区隔、当地社区参与度过低等方面的质疑层出不穷。更有针对世界遗产国际组织“权威化”的批评，比如威廉·罗根（William Logan）指出，世界遗产项目其实是另一种“文化霸权”，一些国际组织把来自于世界上发达“中心”的全球化政策强加于发展中“边缘”国家。

在反思世界遗产“文化霸权”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即使结构性矛盾无法解决，我们必须积极介入这些讨论，从中国视角去理解和解释世界遗产所反映的全球文化秩序等议题。我们需要回答：如何理解国际遗产话语层出不穷的议题和挑战，并以中国知识来回应这些议题和挑战？本文给出的回答是：中国知识能够推动世界遗产事业重新发现和塑造其崇高的意义图景。

世界遗产的崇高性是一种“不可复制”的观感和体验。在阿尔弗雷德·杰尔（Alfred Gell）看来，最杰出的绘画、建筑或景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从技术角度代表了其他人无法企及的境界。当我们审视世界文化遗产的六条标准时，看重“天才杰作”或是有“影响力”，是因为我们必须仰望创造它们的巨匠；我们珍惜“独一无二”或“时间久远”的事物，是因为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复制它们，更不用提超越它们。这些遗产都是不可重复的境界或过往[1]。

然而，世界遗产的这种崇高性正面临巨大挑战。近年来出现了一种倾向，即将世界遗产作为一门生意，攫取她的价值，将其作为获取利益的工具。在这一过程中，对世界遗产这一概念及其体系的解读，变得越发神秘化。把世界遗产事务神秘化的结果，却导致世界遗产本身的庸俗化，本应具有崇高价值和意义的这些无与伦比的古迹和遗址，反而成了世界遗产权力链条中的旁观者和边缘主体。似乎所有人都在围绕遗产做文章，却有不少人并不真正关心这些遗产的命运。

要让世界遗产重新找到崇高的意义，或可从中国的遗产中找到答案。世界遗产——以及广义上的文化遗产，都因其杰尔所说的“不可复制”的意义而存在，是我们需要仰望的杰作。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学体验，以山、水、人之间的有机结合为代表，中华山水一方面展现了杰出的自然意义，另一方面也在中国古人独特的智慧和心灵滋养下塑造出东方式的审美智识和文化认同。这既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突出”之美，更是基于人文感官体悟的“普遍”之美。第二，中国的大型系列遗产——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等等，其形成过程乃至今天的保存工作所面临的超乎寻常的挑战，是杰尔意义上“不可复制”的体现。这种“无法复制”的特殊性，是我们能够为中国知识所自豪的基石。由于这类大型系列遗产的数量和尺度，中国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而古人能够创造出这种规模的大型系列遗产，更是中华文明对于“普遍价值”这一命题最深厚的支撑。第三，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等思想，也为世界遗产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社区、文化自然融合、气候变化……这些今天困扰世界遗产和全球文明的主题，其实都在中华文明几千年历史的实践中融入了我们祖先不绝如缕的探索。

既然世界遗产是全人类的共有遗产，非西方的知识、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智慧，理应在充实世界遗产价值论述体系中扮演平等重要的角色。而世界遗产所正在消失的崇高意义，也能通过中国特色的各类遗产所呈现的崇高境界和象征意义中获得。中国知识对遗产的深层洞见，可成为世界遗产话语实践的崭新范式。

这一过程也是世界遗产中国话语的理论化过程。需要注意的是，世界遗产的学理探讨，不能为理论而理论。伊萨克·里德（Isaac Reed）认为，一个真正具有洞见的理论话语，最关键的不是简单罗列各方环节的因果要素，也不是一味批评现状，而是去理解卷入这一宏观系统之中的“意义图景”。而这种意义图景很多都依赖于众多行动者认知框架和精神世界中的一种“神圣的内心秩序”。对于每一个世界遗产工作者而言，共同的“意义图景”便是世界遗产作为穿越人类文明历程的那种不可逾越的神圣价值。我们所致力的，便是重新构建起一套结合实际和理想、经得起阐释的知识系统。

这一过程并不是所谓的东方和西方的对抗，而是用中国知识助力世界遗产摆脱庸常，使这一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伟大项目重新获得崇高的意义图景。 

参考文献：

[1] 李晋，燕海鸣.文化景观的遗产实践与中国方案[Z].待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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