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2年1月31日，“冲突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联盟”第二届捐助方会议在法国巴黎卢浮宫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出席会议并致辞。李群在致辞中回顾了2016年12月中国参与发布的应对武装冲突对文化遗产破坏的《阿布扎比宣言》，赞赏了联盟五年来已成长为聚焦濒危文化遗产保护专门性国际组织的成果。深度参与“冲突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联盟”，是为国际文化遗产治理提供中国智慧的有力体现。同时，在捍卫人类文化遗产的过程中，中国也依托自身的历史和文化特征，自上世纪50年代起便以各种形式向其他国家提供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帮助。李群局长在本次会议上向国际社会提出的三点建议——勇担共同的责任、汇聚共同的力量、重塑未来的希望，正是中国60多年来援助濒危遗产、守护受到冲突威胁的文物古迹时不断摸索和总结思考的智慧。本文旨在回顾中国开展保护濒危遗产的国际行动，作为遗产大国担当守护冲突地区遗产责任的国际实践，通过回顾历史、梳理典型项目，全面总结和思考在这一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共同事业中的中国智慧与方案。
备注：此文中所用“濒危”概念，指广义上文化遗产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各种因素而处于不利环境中、亟待保护和修复的客观状况，不是按照“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对文化遗产的分类和定性。
美人之美、天下皆美
——中国保护濒危文化遗产的国际实践
一、拯救濒危遗产的无私援手
1959年8月的一天，北京古代建筑修整所工程师余鸣谦和技术员李竹君两位先生，接待了来自蒙古国文化部的一位处长，后者的目的是请中国专家亲赴蒙古，指导乌兰巴托兴仁寺和博格达汗宫两处喇嘛庙古建筑的修缮工作。这个项目始于1957年，根据中蒙文化合作协定，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国家文物局前身）委派古代建筑修整所支持蒙古的古迹修缮。两位专家在两年前便已赴蒙古进行了勘察测绘，并完成了设计方案提交给了蒙方。即将正式开工时，由于此次修复项目的工作内容包括对建筑、砖雕、彩画的全面修缮，技术难度较大且工艺要求高，蒙方强烈请求中国专家再赴现场亲自指导。李竹君先生甚至来不及从痢疾的病痛中完全恢复，便带着药上路了。
两年后的1961年夏天，作为蒙古国庆献礼工程的两处喇嘛庙修缮项目圆满竣工。7月11日国庆当天，蒙古国总理泽等巴尔主持了招待晚宴，余鸣谦和李竹君等中国专家出席了晚宴，还接受了蒙方颁发的奖状。这是可查资料中记录的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物工作者走出国门，开展的他国保护项目。中国文物专家们克服了经验少、天气冷、条件差等不利因素，通过对当地建筑工艺的钻研和自身过硬的古建维修技术，带领25名高水平建筑修复工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个项目也开启了中国文物工作者走出国门，保护遇险的文化遗产的历程。
余鸣谦（左）和李竹君（右）在蒙古博格达汗宫前合影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濒危遗产的保护，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柬埔寨吴哥古迹国际保护行动。20世纪中后期柬埔寨国内战乱期间，吴哥古迹遭受了严重破坏。西哈努克亲王在战后第一时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请求，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抢救吴哥古迹。包括法国、日本等国在内的遗产大国纷纷施以援手。1993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拯救吴哥古迹国际保护行动”东京会议上，中国表示将派遣最优秀的文物专家，并且无私提供掌握的修复技术。中国成为吴哥古迹保护行动最早的一批发起国和参与国之一。至今，中国先后承担了周萨神庙、茶胶寺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王宫遗址的修复工作。这近30年中，中国也与所有联合行动的国家一同见证了吴哥古迹从濒危遗产到脱离濒危，再到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
吴哥古迹的国际保护行动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1992年至2002年是抢救阶段，解决文物安全等基础问题。2002年开始项目进入第二个阶段，脱贫和可持续发展成为文物保护之上的主要目标。2013年底的第三届保护吴哥古迹政府间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第三个阶段的来临，更加突出社区、宗教、生态、旅游等概念。
中国参与吴哥古迹保护行动的三个阶段也呼应着上述三个阶段的特色。在周萨神庙阶段，中国项目组的工作总体上围绕文物本体展开。在茶胶寺阶段，是柬埔寨致力于“吴哥发展的十年”期间，中国的项目进程也不断发展，中国与柬埔寨技术人员组成的联合工作队在修复文物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当地人和生活，改善了周边景观，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深受当地民众的认可。这一期间，还在国内举办了“高棉的微笑”吴哥文物与艺术展，促进了民心相通。自2019年启动王宫遗址项目后，中国在吴哥的工作进入第三个阶段。王宫遗址是多个吴哥王朝延续使用的皇宫，位于吴哥古迹核心区域。作为长期参与吴哥保护国际行动的重要主体，中柬联合工作队在王宫遗址的保护修复领域也更加综合。除了对文物本体的风险评估与保护修缮之外，中柬联合工作队还针对王宫遗址的历史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全面展示利用、社区协调发展等开展专题研究与设计工作，并将中柬文化的宣传交流、专业人员技术教育培训和以及数字化平台建设等工作贯穿整个保护修复过程。
中国参与吴哥古迹的保护至今已近30年，一步步见证着文物本体的保存状况得到改善，也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和热情投入到吴哥当地社区的发展事业中。随着一代代中国文物工作者走进吴哥古迹，我们始终没有忘记当年许下的承诺——无私，以真诚的态度和务实的精神融入他国的遗产，赢得当地人的信赖。
周萨神庙北塔门修复前后
茶胶寺施工场地清理发现湿婆神像
茶胶寺须弥台东踏道维修施工前后
王宫遗址空中宫殿
在北京举行的“高棉的微笑”吴哥文物与艺术展开幕式
中国柬埔寨吴哥古迹研究中心
中国文物工作者真诚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在尼泊尔和缅甸的震后遗产修复项目中也充分体现出来。2015年4月，尼泊尔发生大地震，1979年便进入名录的老牌世界遗产——加德满都谷地严重受损，杜巴广场九层神庙是其中典型的标志性建筑且震损严重。中国第一时间派遣文物专家赶赴受损的历史古迹进行现场工作，并应尼泊尔政府请求，在2017年启动了九层神庙的震后修复工程。这个项目自一开始便挑战重重。中国项目组进驻时，仅剩残垣断壁的神庙正面临雨季和震损的多重风险，以致每一次技术人员进入庙内排查时都面临危险。即便如此，中国项目组仍然对神庙进行了文化遗产震后专业清理，尽可能多地搜集了现场残留的老建筑构件及其他构成，并专门开辟第二场地进行保存、清理和甄别遴选。项目进程中，中方秉持“最小干预”原则，将塌落构件进行最大程度的寻配、修补和利用。同时，为减小中尼双方修复理念的差异，中方努力说服尼泊尔方面，让后者接受尽量保留旧构件的方案，为此中方甚至专门赶制了一面实验墙，以直观的例子让尼方接受了中国方案。2021年，中国的九层神庙修复项目已经接近尾声。项目实施过程中经历了多个雨季的考验以及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国项目组都通过准确的工程预判和现场的坚守保障了文物安全、工地安全和人员安全，再次表现出中国应对濒危遗产的务实行动力。尼方对中国九层神庙“形神兼备”的修复成果非常认可，已将努瓦科特杜巴广场王宫修复一期项目（2020－2024年）委托给中国。
在缅甸蒲甘佛塔修复项目中，中国又一次表现出这样的务实作风。2016年8月，缅甸中部发生6.8级地震，造成包括位于蒲甘的他冰瑜佛塔在内的数百座佛塔、佛像受损。不到一个月，12名中国古建筑专家就抵达蒲甘，对佛塔受损情况进行调查。2017年5月中缅双方签署《关于开展缅甸蒲甘古迹震后修复保护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18年9月双方签署援助修复他冰瑜佛塔的协议。按照区位便利和技术优先的原则，国家文物局推荐中国陕西省和云南省的技术团队组成中方项目组，完成了他冰瑜佛塔主体结构评估、佛塔紧急加固工程、总体修复方案深化设计等工作，文物本体修缮已于2022年1月8日正式启动。自地震到工程正式启动，中国项目组面临的道路可谓荆棘遍布，国际背景、缅甸国内的复杂局面、疫情的影响，都没有让我们退缩。中国秉持人道主义精神，对于文化遗产和缅甸人民的无私之心，始终坚持前行。
正所谓“人心所归，惟道与义”，这一对他国文化真诚关心、平等尊重的态度，这一人道主义的精神，让中国在濒危遗产保护的道路上越走越宽。
九层神塔罗汉宫院三维激光扫描
九层神塔项目中方项目组现场合影
缅甸蒲甘古城他冰瑜佛塔
二、守护冲突地区遗产的大国担当
中国在拯救濒危遗产事业上的真诚和务实，也让我们与其他遗产大国通力合作，在更广阔的国际遗产舞台上展示中国智慧。尤其是在拯救因冲突而面临危险的遗产的过程中，中华文化中包容和谐的思想熠熠生辉，将遗产共享的理念与中国的实践哲学有机融合，以实际行动践行守护全人类共同遗产的责任。
2016年12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下，保护濒危文化遗产国际大会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召开。会议通过旨在成立“濒危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基金”和“国际文物避难所网络”的《阿布扎比宣言》。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以中国政府代表身份参加会议并作大会发言。2017年下半年，基金转为“冲突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联盟”，以国际组织形式开始运作。
2017年5月，国家文物局推动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卢浮宫朗斯分馆、苏黎世国家博物馆共同成为全球三个“国际文物避难所”。2018-2020年间，我国为联盟提供了持续的资金支持。2018年6月，国家文物局、中国国家博物馆分别派代表加入联盟董事会和科学委员会，实质参与管理工作。这是我国首次从开端起，深度参与筹划和创建的一个全球性专门文化遗产国际组织，是在文化领域坚持多边主义、扩大国际合作的积极步骤，成功体现出中国在管理层中的首创性和代表性，是中国深度参与国际文化遗产治理的体现。
截止到2021年12月，联盟已经在近30个国家开展了150个项目。比如以世界遗产查姆回教寺院尖塔和考古遗址为代表的十余处阿富汗的重要古迹和遗址，正在联盟的支持下开展有序的抢救工作。波黑国家博物馆在上世纪90年代战争中受到重创，联盟划拨了60万美元用于该博物馆考古部和自然遗产部的重建，包括仓库的加固、部分藏品的修复、以及丝织品的保存。2011年，科特迪瓦发生政治动荡，科特迪瓦国家博物馆中的许多珍贵藏品被盗。联盟在2020年支持了近8万美元，专门用于该博物馆的安防系统提升工程，包括展厅和文物仓库，并支持制定了博物馆应急预案，完善了藏品的防护体系。埃塞俄比亚的拉里贝拉以其公元11至13世纪修建的嵌入火山岩的教堂而闻名，在1978年便作为第一批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埃塞俄比亚的民族象征。近年来，风化和腐蚀严重影响着文物本体的安全，埃塞俄比亚国内政治局势的动荡也让这处遗产面临威胁。联盟划拨了15万美元，用于加固文物本体，并针对当地的工匠和遗产专业工作者开展培训。
中国对全球范围愈演愈烈的武装冲突对文化遗产的破坏深感关切，在此前与单个国家进行文物修复合作的经验基础上，也通过共同创立和积极参与联盟的行动，不断扩展充实着我们担当国际遗产治理的角色。如果说，对外援助的行动从文物修复到综合提升，最终实现民心相通的话，那么参与“冲突地区遗产保护国际联盟”的深度治理，则是让这份相通的民心在更广阔的天地间生发，抚平心灵创伤、重现人文记忆、联结民族历史。
波黑国家博物馆（图片来源：“冲突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联盟”官网）
科特迪瓦文明博物馆项目（图片来源：“冲突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联盟”官网）
埃塞俄比亚拉里贝拉项目（图片来源：“冲突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联盟”官网）
在积极参与“冲突地区遗产保护国际联盟”并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中国国内的多家博物馆也携手接力，共同守护处于危机的阿富汗文物。上世纪80年代，阿富汗文物工作者在战火中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下巴克特里亚王国和贵霜帝国等时期的一批珍贵文物。本世纪初，阿政府用这批文物组织了“阿富汗珍宝展”在全球巡展，以展示阿富汗文明，同时保护文物免受战乱再度破坏。2017年3月，该展首次亮相中国，在故宫博物院展出，反响热烈。由于后续巡展国取消展览计划，这批文物面临回国后不可预见的风险。这时，国家文物局积极统筹国内资源，责成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与阿方协调合作，全力支持阿文物继续在华巡展。在我驻阿富汗使馆的支持配合下，经多方共同努力，自故宫博物院后，展览又在敦煌研究院、成都博物馆、郑州博物馆、深圳南山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南京博物院、香港历史博物馆等八地九家博物馆展出。
“阿富汗珍宝展”在中国的巡展筹备时间短，面临着资金、场地等多方压力，中阿双方对展览的表现形式、标准、理念上也需诸多磨合。在此过程中，中方始终怀着对阿富汗文明的崇敬之心，以尊重、包容和谦虚的态度，与阿方密切沟通协作，推动巡展顺利进行。2020年2月，巡展在最后一站香港结束后，阿方提出将展品运回阿富汗。此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多家航空公司停运，运力锐减，国际运费暴涨，文物返阿面临新的困难。中方充分理解和尊重阿方决定，为确保文物安全返阿，中方多方寻求资源，并在多次论证后制定了详细文物回运方案和安全预案，克服重重困难，协助阿方将文物安全运抵首都喀布尔。在华三年巡展，展现了我珍视和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大国担当，体现出用文明的力量守护文明的大国风范。同时，这次巡展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中国民众对这批文物的命运也投入了很大的关切之情。有的观众参观后在网上留言道：“如今这些国宝依然还在路上流浪，过着艰辛的旅途之路，但愿它们可以早早地回到阿富汗故土，从此不再流浪”；也有网友表示：“多展一阵，等局势好了再还回去”。网友的心声很朴实，也体现出从文物接力到民心相通，让这次巡展成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在中国巡展后，这批文物顺利返回阿富汗，直到今天一直在阿富汗文物工作者的悉心呵护下，得到了妥善的保管。
阿富汗文物巡展长沙站（图片来源：新华网）
三、美人之美
从联合开展濒危遗产的保护，到积极参与冲突地区遗产事务的国际治理，中国文物工作者也经历了一个从单纯的修文物、执行任务，到紧跟国际趋势、扩展视野，实现文明智慧交流互鉴的过程。文化遗产面临的威胁，有历史沧桑带来的缓慢病害，有自然变化导致的瞬间损伤，更有因人为冲突造成的流离失所和片片伤疤。面对这些伤害，保护遇险的文化遗产，为困难中的人民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是一份崇高的事业，中国始终在场。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总结的一样，我们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是实现这一理想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中国愿同各国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为更好传承文明提供必要支撑。”这充分彰显了中国作为文化遗产大国携手亚洲国家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的责任担当，得到亚洲国家广泛响应。2021年10月27日，来自亚洲36个国家以及5大国际组织的高级别官员和专家学者们相聚云端，共同出席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对话会，共商文化遗产领域新合作，共启亚洲各国文化遗产保护新篇章。对话会聚焦“增进文明对话、共塑亚洲未来”主题，开幕式上中国与柬埔寨等亚洲10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搭建亚洲文化遗产领域首个国际合作机制。
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在对话会致辞中表示，“亚洲各国山河相连、人文相亲、命运相依，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亚洲文化遗产，是亚洲各国的共同责任。”“人文相亲、命运相依”，是中国人民与亚洲邻邦人民深刻友谊的真挚表达。这份情感是悠久而温暖的，也在60多年的文物援助交流的共体记忆中不断沉淀和升华。
在中国文物工作者参与国际文化遗产项目的记忆中，既有在他人遇到危难时果决的行动，更有满满的温情。李竹君先生在回忆首次援助蒙古项目时曾写到：“油漆彩画工程涉及到每一座建筑物，这项工作我们招用了30多名当地蒙古小工，妇女居多，实际上是闲散的家庭主妇；少数是略懂绘画知识的男性老人。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我们的师傅一边手把手地培训指导，一边实地操作，直至达到预期目标。”透过这段朴实的文字，我们仍能想象出当时中国的工匠老师们耐心指导蒙古百姓绘制建筑彩画的温馨情景。
1958年8月，应越南民主共和国邀请，余鸣谦先生等人赴越南讲授古建筑修复技术，回国后，他撰写了《越南古迹记游》，刊载在1959年第2期的《文物》杂志上。这或许是新中国对外文物交流所留下的最早文字。除了记录若干处越南古迹之外，余先生还专门写下一句话：“祝越南的文物工作取得更大的成就。”这类行文，在今天的论文中已经很罕见了，但这样的真挚情感却从未褪色。正如李群局长在“冲突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联盟”第二届捐助方会议上所说，在共同守护冲突地区遗产的事业中，中国始终与国际文化遗产界大家庭在一起。“保护遇险的文化遗产，为困难中的人民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这是一份崇高的事业。中国身在其中，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我们非常自豪”。正是这种谦逊而温暖的表达，记录和承载着了中国文物工作者走向世界的朴素初心——美人之美，天下皆美。
（本文图片除特别注明外，均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