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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禄王和他的子孙



在北京的清河镇,有一个安姓家族。这户人家从清朝后期开始,一直在清河做着水陆生意。当时的清河镇属于交通要道,南来北往的货物和客商在这里云集,街道两旁饭庄、茶馆、酒肆、大车店鳞次栉比。安家最兴旺的时候,占有一整条商业街的店铺。据说当时安家四个儿子各个精明能干,人称清河的“安氏四大家”。清末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日本人迅速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占领了河道沿线的重要粮储——本裕仓,安家的买卖遭受重创。后来清朝政府关闭了粮仓,中断了漕运,安家便没落了下去。


在运河旁经营一些南来北往的生意,这似乎是一个普通运河人家再平常不过的故事。那么这个安家,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翻看家谱,我们得知,他们的祖辈来自山东德州。


清朝道光三年(1823),华北地区暴雨成灾,大运河山东一带决口,德州城被水淹没。城外北营村更是一片汪洋,村中百姓不得不迈上了逃荒之路。这个村子的老百姓,以两个姓为主,温姓和安姓。往哪里逃难呢?最好的办法,就是顺着运河向北。他们沿着大运河,一部分人在半路停了下来,在河北桑园、安陵、连镇、东光、泊头、沧州等地安家落户;还有一部分则继续北上,到达天津、北京。在新的土地上,他们有的做起了小商小贩,有的做学徒、打零工,有的在清真寺学经或做教职人员,有的则与当地回族通婚成家。


安氏家族的一支,辗转漂泊到了清河镇。当时的清河镇隶属宛平县,清河是北京主要水系温榆河的一个支流,而温榆河又是北运河水系的上游。所以,安氏先祖便是沿运河来到的清河镇。直到今天,安家的老一辈还会说,他们的祖先是从山东德州迁到北京。然后再补充一句:他们的曾祖,是外国王子——安都鲁。


安都鲁又是谁?一群从山东逃到北京的人家,竟然说是外国王子的后裔?这确实是千真万确的事情。这户安姓人家的祖先,其实也不是德州人,甚至不是中国人。他们是明代来华朝贡却不幸死在中国的苏禄王的后裔。安都鲁历史上确有其人,是六百年前为父王守墓而留在中国的苏禄国王子。


安家整个家族的历史源流,都和大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苏禄国对于明朝统治者而言并不陌生。它位于亚州东南部加里曼丹岛和菲律宾岛之间的苏禄群岛上。我国古籍《大德南海志》(1340)、汪大渊的《岛夷志略》(1349)都记载了这个地方,并且介绍它以产珍珠而闻名。十五世纪,这里建立了苏禄苏丹国,成为当时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是中国人下“南洋”的重要枢纽。明代初年,做生意的中国商人往来于此,从中国运去丝绸、瓷器、铁器之类,带回从苏禄的香料、珍珠、药材。


当时的苏禄国,有三个“国王”,分别是东王、西王和峒王。三个国王之间关系融洽,且以东王巴都葛·叭哈剌为上。永乐年间,天下初定,朱棣派遣郑和数次下西洋,其间郑和就与东王会面,据说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而且东王对大明非常仰慕,决定带领另外两个国王一同前往中国。按今天的话来说,郑和访问苏禄之后,当地国王又访问中国,在外交辞令上可称之为“回访”。



悬挂在苏禄王墓祾恩殿内的苏禄王画像,作为大明属国的君主,苏禄国王除了负责略显黝黑之外,从面相到一身官服都是中国人的外观。


不过,在当时,这可不是对等的外交访问,无论在大明皇帝还是在苏禄国王看来,这都是一次彻彻底底的“朝贡”之旅。据明代文献《东西洋考》记载,这次苏禄国的使团包含家眷、官员在内,达到了340多人。


从现在的地理观念上看,从菲律宾到中国大陆,直线距离并不远,也就几千海里。但是,当时苏禄王这三百来个人,没有蒸汽轮船,可走不了直线。他们必须要借助夏天的西南季风,所以出发后便一路往西南,过爪哇、苏门答腊岛,在马六甲停留片刻,向东北折返,经过当时的真腊和占城,从今天的越南顺着季风向东北航行。这一条线路,在当时是下南洋的水手们经常走的“东洋针路”。出发的时候是春天,抵达泉州的时候已经是两个多月后的盛夏时节。



苏禄王来华航海路线图,经过过爪哇、苏门答腊岛,在马六甲停留片刻,向东北折返,经过当时的真腊和占城,从今天的越南顺着季风向东北航行。(苏禄王墓展板)


永乐皇帝早已得到讯息,听说竟然有如此庞大一支代表团,非常重视。下令沿途各级地方官员要隆重接待。苏禄国代表团在泉州短暂休整之后,再度沿海路入长江,抵达当时的应天府,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在应天府,已经有皇帝的使臣在龙江驿等候多时,为风尘仆仆的代表团接风洗尘。


从南京开始,苏禄王一行便进入大明的内陆水道,主要是沿着运河向北行进。据说为了确保这个庞大的船队顺畅同行,永乐还专门指示沿河的所有官员、河工疏浚河道,不能出现任何技术问题,丢了大明朝的面子。使团沿运河北上,过扬州、徐州、济州、德州、沧州、天津、通州,到达北京时是八月初,距离从苏禄国出发,已经过去了四个月。


既然是朝贡,贡品是什么呢?根据《明实录》记载:“永乐十五年八月甲申朔,行在礼部言,权苏禄东王巴都葛巴达剌,麻哈刺吒刺麻丁,峒王巴都葛巴拉卜,各率家属及随从三百三十余人奉金镂表来朝。贡献珍珠宝石玳瑁等方物”。贡品还是颇具地方特色的。


当然,作为地大物博的天朝上国,大明朝显然不会在意贡品本身的价值,因为按照“厚往薄来”的惯例,龙颜大悦的永乐皇帝,肯定要回赠数倍价值的物品,而且配以最高规格的接待仪式。隆重的会见在奉天殿(清代的太和殿)举行。东王巴都葛·叭哈剌进献了金缕表文和特产。永乐皇帝则正式册封巴都葛·叭哈剌为苏禄国东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为苏禄国西王,叭都葛巴剌卜为苏禄国峒王,并回赠了冕服、冠带、印绶、金银、绫罗绸缎等大量的礼物。


封王的仪式显然形式大于实质,毕竟苏禄三王已经称王多时了,这次不过是获得天邦上朝的认可而已。而回赠的这些物品却是实打实的,而且不仅三个国王有份,随同来的三百来个随从,人人都有沾光。


苏禄使团在北京足足待了27天。据说在这一个月中,他们受到了非常高规格的陪同,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除了皇帝本人外,太子和各种京官都会陪着他们畅饮作乐,觥筹交错,游览京城风土人情。尽管意犹未尽,但是此时已进九月,天气开始转凉,为了赶上回程的东北季风,苏禄三王不得不向永乐皇帝告辞了。


临行前,大明皇帝再次封赏,按照《明实录》记载,三位国王“人赐金相玉带一,黄金百两,白金二千两,罗锦文绮二百疋,绢三百疋,钞一万锭,钱三千贯,金绣蟒龙衣、麒麟衣各一,赐其随从头目文绮、彩绢、钱钞不等。”带了一些本地特产,得到了如此丰厚的赏赐,这一次朝贡之旅,可为满载而归。


可是,谁也没想到,有些人却永远无法走完这条“归”程了。




使团从北京出发,沿着原路从运河南下。到了德州时候,东王忽然病倒了。当时,使团在水上航行,晚上则入驻馆驿,东王病倒的地方是德州以北的安陵水驿,没多久就过世了。


不知道苏禄东王得的是什么急症。有人说,是当时华北秋季流行的一种“秋瘟”,也有人认为实际上是一种疟疾。秋季正是华北地区疟疾的高发时节,尤其是在水边,蚊子繁殖旺盛,是恶性疟疾最易传播的地带。加上苏禄王一路奔波,在北京期间也不得休息,身体状况本来就差。得病之后,很快就病逝了。


得知消息后,永乐皇帝哀痛不已。为表达对苏禄国东王的哀悼,明王朝按照中国皇族亲王的礼制,在德州城北选了一片风水宝地作为墓葬所在。永乐十五年十月三日,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礼部郎中陈士启亲宣祭文,并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赐赠东王”恭定“的谥号。后来,朱棣还专门为东王写了祭文,赞赏其“聪明特达,赋性温厚”,称赞他的功绩“照播后世,与天地相悠久”。


突然遇到如此变故,庞大的代表团没了主心骨。永乐皇帝也考虑的很周全。他命令随团访华的东王长子都马含迅速回国,继承王位;同时要求王妃葛木宁和东王次子安都鲁、三子温哈剌等十人,按照中国的守孝传统,留在德州为东王守陵。为了让留下来的人安心守陵,明朝政府还专门拨付钱粮,恩赐十二连城之共祭田二百三十八亩,甚至从别地专门迁来三户回民百姓人家,照料苏禄贵族的生活起居。


六年后,王妃葛木宁回到了苏禄国,过了一年她又再次来到德州,并且一直在中国过完后半生。而留下的两个王子,则分别按照名字里的第一个汉字,取了中国姓——安、温。他们和自己的后代便永远在中国世系繁衍下去。三百多年后,清朝的雍正年间,德州苏禄王的后裔在语言,民俗,生产方式,生活状况等方面,已经和当地人相差无几。但是,他们始终还没有获得中国的“国籍”。


雍正八年(1730),当时的苏禄国王再次到中国朝贡,还是沿着运河,途经德州,瞻拜祖茔。在北营村,东王的后代们向母国的国王表示,老家实在是相隔万里,子子孙孙都不会再回去了,他们希望来朝贡的国王向清朝皇帝提出请求,让这些后代们成为真正的大清子民。到了北京后,苏禄国王向雍正皇帝提出申请,朝廷得以应允。从此苏禄国东王的两支后裔,温、安两姓就以华籍苏禄人的身份在德州安家落户,成为了“中国人”。入籍德州之时,苏禄国的后裔们,从最初留下来的十个人,已经发展到了193人之多。


国王的后裔们作为中国的普通百姓,自食其力,枝繁叶茂,取得功名。东王次子温哈喇的后裔温宪乾隆年间读书中举,因“才知干练”,不断升迁,先后在安徽的池州、宁国、安庆等地任官,口碑甚佳,后升凤阳知府,卢凤道台。


文章开头提到的,在北京清河镇的苏禄王的后代又如何了呢?他们的家族兴衰,也早已和国家的命运连为一体。近代以来,安家人有人入伍参军参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有人奔赴祖国大西北,开发边疆;更多人则是走进工厂、农田、学校,成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者。


遥想当年,当340个苏禄国的男男女女整装待发,顺着夏日的季风扬帆启程之时,又有谁能想到,这阵风,一直吹了六百年。



苏禄王墓祾恩殿



苏禄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