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是怎么研究长城的

张依萌

公元1908年，山海关。

这一年，中国最大的新闻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与长城有关的最大的新闻是中国人自主设计建造的京张铁路八达岭隧道的贯通。但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的是，一个名叫威廉·埃德加·盖洛（William Edgar Geil，1865-1925）的美国人在同一年踏上了前无古人的长城之旅。

他于当年6月1日从山海关出发，沿着明长城一路向西行进81天，行程超过4000千米，在8月21日到达了嘉峪关，成为有记载的第一个系统考察长城的人。一路上，威廉用笔、打字机和相机记录下了各地风土人情和一批珍贵的长城影像。他用中英双语记录了所到之处的每个地名和大量从当地百姓口中听到的中国谚语。

第二年春天，他带着这些珍贵的资料回到美国，并应时任美国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的邀请作客白宫，向美国政要分享中国之行的收获。同年11月，他的长城研究专著《中国长城（The Great Wall of China）》在纽约和伦敦同时出版，成为整个20世纪内容最丰富，记录最全面，研究最细致的长城专著之一。

威廉·埃德加·盖洛（William Edgar Geil 1865—1925），美国著名旅行家、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有记载的第一个从山海关走到嘉峪关的人。

1908年威廉盖洛拍摄的“壮美的长城关隘”

我们肯定和感谢盖洛先生为长城做出的贡献，但同时也感到遗憾，中国长城研究“第一人”竟然是一个美国人。在盖洛的时代，大多数中国人对长城的认识与马戛尔尼使团到访时没有太大变化，仍然只是把它看作无用的废墟。

与国人的冷漠与不屑正相反，在海外，最晚从16世纪以来就有无数探险家、政治家、思想家对这座神秘的东方大墙充满了好奇。历史进入20世纪，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了研究长城的队伍，开始了目的更加纯粹，也更加严谨的学术考证。他们围绕长城的性质、功能及其所反映的中国古代政治、社会和文化，纷纷做出解读，形成不同的学术观点、理论和研究范式。但总的来说，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学者几乎垄断了对长城的解释权。

启蒙运动中的狂热幻想和晚清中国虚弱的现实之间巨大的差异深深刺激了西方社会，以美国历史学家艾伯特·布什内尔·哈特（Albert Bushnell Hart）和地理学家费雷德里克·G·克拉普（Frederick G. Clapp）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开始反思，倾向于认为长城是落后、消极和无用的军事工程。实际上，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在18世纪就已经持有相似的观点。

中国在我们基督纪元之前两百年，就建筑了长城，但是它并没有挡住鞑靼人的入侵。中国的长城是恐惧的纪念碑，埃及的金字塔是空虚和迷信的纪念碑。它们证明的是这个民族的极大耐力，而不是卓越才智。

——伏尔泰

美国历史学家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发现秦汉长城并非修建在农耕区域的边界，而是建在草原上。他还发现长城的修建往往在中原王朝驱逐北方民族之后，并且伴随着新郡县的设置。由此，他认为长城的修建“怀着军事进攻和领土扩张的意图”。

美国汉学家林蔚（Arthur Waldron）从政治史的角度解读了长城的修建过程，认为长城的政治和文化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无论是历代修建还是当代保护，都是政治与社会观念的产物。

当哈特等人试图从中原王朝的视角解释长城的时候，也有一批西方学者开始用更客观的视角来理解它。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第一次指出长城不仅是自然地理界线，也是定居农业和草原游牧两种经济形态和文化的界线。他认为长城修建的原因是通过建立固定的界线来有效控制边疆地区，但也认为长城因修建在游牧混合的过渡地带，长城无法隔绝内外，这个所谓的“长城地带”也并不能形成稳定的边界。他进一步指出，长城地带不仅是汉族的边疆，并且在过去曾经是，在未来也将继续成为亚洲内陆的地缘政治中心。

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和美国人类学家托马斯·J·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虽然不是专门的长城研究者，但他们用旁观者的视角，从草原民族与中原平等互动的角度分析了长城所在的中原王朝北部边疆的形成原因与发展过程。

部分西方长城研究者的主要观点

艾伯特·布什内尔·哈特、费雷德里克·G·克拉普：

长城是落后、消极防御的军事工程，并且从未起到过有效防御北方游牧骑兵的作用。

狄宇宙：

长城的修建怀着军事进攻和领土扩张的意图。

林蔚：

长城是中国古代政治斗争的产物，也反映了当代中国的文化观念。

拉铁摩尔：

长城边界是农牧经济和文化的界限，中原王朝修建长城是为了有效控制边疆；

长城地带是农牧混合地带，稳定的边界；

长城边疆从古至今并且在未来都是亚洲内陆地缘政治中心。

当西方学者为长城而争鸣时，中国人在救亡与复兴的号角声中，开始产生长城是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观念；虽然还没有从遗产的角度审视这座伟大建筑本身的特点和内涵，但从国家到每个人，都在不断强调着长城的精神意义和文化影响。

我们相信，很多海外学者怀着纯粹的目的和严谨的态度在研究长城，但文化和观念差异，使西方学者在审视长城时，不自觉地透露出傲慢与偏见，从而导致他们认识的局限。

前面所列举的西方学者的各种观点，或片面强调长城的负面作用，或以外人的眼光做出冷冰冰的解读，而不能让修建长城的民族产生共鸣。

没有人比中国人更能、并且更应该理解和解读长城。我们也欣慰地看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长城，脚踏实地地考察更加具体，诸如长城的地理、长度、工艺、功能和目的等等，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摸索和总结长城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但必须承认，直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学人仍然没有总结出自己的特色理论和方法，受“中原中心”的固有观念和语言等因素的影响，我们的声音在国际上仍然十分微弱。

1985年起，常年从事长城研究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成大林提出了“长城学”的概念，并得到了以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为代表的众人响应。很多人对长城学的概念、内涵、分类和任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总体来看，大家一致同意长城学应当具有个体研究与整体性、综合性研究相结合，尊重历史又服务当下，文化基础理论与保护应用实践并重的特点。但目前，国内长城研究的水平和成果，还不足以支撑“长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

长城学

长城学的概念于1985年由新华社高级记者成大林最先提出。罗哲文将其概括为“总体上研究长城的一门学问”和“对长城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董耀会提出长城学的分类应包括研究长城历史规律和学科规律的理论长城学、服务于长城保护与当代社会发展的应用长城学，以及长城史学。

至今，长城还没有一个学术界公认的定义。作为跨学科研究领域，在“长城学”之上，有更加宏观的“边疆学”；其下具体又涉及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古文字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工程学等各种学科的研究。

现阶段，与其增加一个长城研究的新概念，不如脚踏实地，深耕长城研究所涉及的各领域，夯实基础，积累知识。同时开阔视野，放眼欧亚大陆的历史和中华民族形成过程，将中国人对长城特有的情感融入客观、理性、科学的分析中。坚持中国立场，做好国际表达，讲好长城的中国故事，挖掘长城文化，弘扬长城精神。

1720年俄国使团来华途中经过长城的关口“XOGONKOTON”（图片来源：【荷】Evert Ysbrants Ides, Dionysius Kao《俄国使团使华笔记（1692-1695）》，1710年。）

扩展阅读：

【美】李约瑟 著，梅荣照 译：《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数学、天学和地学》，科学出版社，2018年。

【美】拉铁摩尔 著，唐晓峰 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美】狄宇宙 著，贺严、高书文 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 译：《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

【美】托马斯·J·巴菲尔德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美】艾伯特·布什内尔·哈特：The Great Wall of China.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10,42(6).

【美】费雷德里克·G·克拉普：Alongand Across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Geographical Review,1920,9(4).

【美】林蔚：The Great Wall of China：From History to Myt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成大林：《万里长城和长城学》，《瞭望》海外版，1986年第1期。

董耀会：《长城学的概念、特征及分类》，《文史知识》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