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大运河沿途极为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对它进行营建和维护的技术难度和工程复杂程度也绝不是世界其他运河工程所能比拟的。为了克服不利的自然条件对大运河开凿、贯通造成的影响，有效调和人水关系，历代政府和劳动人民开展了许多因势利导的工程实践，而位于山东省汶上县南旺镇的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便是这其中十分闪亮而难忘的一笔。

元代，中国的国都由宋时的开封、临安东移、北移至大都（北京）。如果沿用元以前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体系来开展漕粮转运，必然会因路线绕道过多、迂回曲折而耗费极高的时间与金钱成本。为实现国家政治中心北京与经济中心江南地区的径直化连接，元代政府开凿了会通河，其北接御河、下达清泗，至徐州会黄河，南通江淮，成为南北运输的主要航道。不过，自会通河开通后，位于该河段海拔最高点的南旺一直是其稳定通航的忧患所在，由于与会通河的南北端点高差近20m，调水难度较大，故时常造成该河段水源不足，致使漕运受到阻滞，尤以济宁以北至临清的河段为甚。

中国大运河部分河段剖面示意图

对于这一难题，很长时间里人们都没有想出合理的解决对策，就连很多水利学专家也一筹莫展。明永乐九年，主管治河的工部尚书宋礼等人曾奉命征调了民夫16万5千多人，在实践中探寻治河方略，然而对于如何调引汶河之水等关键性问题仍然毫无办法。颇受打击的宋礼等人便把目光投向民间，毕竟“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果不其然，当寻访至汶上县城东北白家店村时，遇见了曾任运河民夫领班的白英，正是这样一位普通百姓提出了后来被实践证明英明正确的治河方案。他凭借着对会通河周边水文地理环境形势的深刻认知和丰富的运河工程实践经验，指出应以全段地势最高的南旺镇作为分水点（即“水脊梁”），修筑堤坝遏汶水、开挖小汶河引汶水至南旺入大运河，并在汶、运交汇处设分水口，使汶水北流以济漳、卫两河，南下以济黄、淮，同时建议通过建立数个水闸来平稳水势，建立若干水柜以调蓄运河水量。宋礼等人在采纳了白英的方案后，依此绘制了工程施工图，并着手开展施工工作，白英也被委以重任，直接参与组织工程实施。由于过度操劳、心力交瘁，白英在工程刚刚竣工后不久便拂袖而去，实令人叹息。

南旺枢纽运行机制示意图

汶上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主要由引水河（小汶河）、戴村坝、分水口、节制闸群、南旺水柜及水门组成。古汶水是山东中部的一条大型天然河道，它由泰蒙山涧诸水汇集而成。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实施后，它被截流入运，以补充运河水源。戴村坝的兴建是实现对汶水截流的关键所在，它通过拦截汶水将水位抬高，并引导水流藉由南旺分水口入运，向南北两个方向给运河供水。在戴村坝建立之后约70年，为了精确调配供水与分水的水量，又在南旺分水口南北两侧的水道内陆续修建了柳林闸、十里闸、寺前铺闸等节制闸群，起到调配两侧供水水量的作用。时至公元16世纪中期，考虑到汶河作为山溪型河流径流量季节分布不均衡的特点，又在引河水入运河处设置了多处水柜和调控水柜水量的邢通斗门和徐建口斗门，在分水口附近还修建了用于保护南旺枢纽段河岸的砖砌河堤。

小汶河鸟瞰

戴村坝

柳林闸

“弘治拾年造河道官砖”的砖石堤岸

除建立了系统的分水枢纽工程外，南旺枢纽还围绕济运保水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航运、水利管理制度：明清两代均设立严格的规定，禁止侵占水柜湖泊，严格管理会通河水源，有力地阻止了地方生产生活行为对运河水工设施的影响，维持了水柜的调蓄作用，使会通河漕运量大大增加，并得以畅通数百年。

为了纪念明代著名水利专家、工部尚书宋礼和著名农民水利专家白英等创修南旺枢纽工程的历史功绩，后人还在南旺汶、运交汇处建造了白公祠、宋公祠以供后人瞻仰祭拜，这些祭祀建筑也是分水龙王庙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乾隆等清代帝王也曾多次南巡此地，将白英封为“永济神”，以期护佑漕运安宁。

白公祠现存基址

总的来说，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成功解决了在河道水位高差过大、周边自然水系不易汇集的条件下如何募集水源、降低运河河道比降的问题，有效保障了大运河持续畅通的运行了4个多世纪，确保了漕运活动的长期稳定的运行，比为法国米迪运河提供供水的黑山水源工程早2个多世纪，是世界范围内较早建设、成功有效解决运河供水问题的大规模水利工程设施。它的规划设计过程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体现了“因地制宜”的中国传统人地关系理念，治河良仕祠堂的营建则反映了历代政府对于漕运安全的重视。毛泽东曾对南旺分水工程评说：“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堪与都江堰媲美。

如今，汶上南旺分水枢纽的各处遗迹已不复往日之辉煌，静立在偏远的角落，任由岁月刻琢下斑驳的印记。然而，关于它们的那段历史和那些人却令人难忘。愿后人珍惜这些祖先流传下来的绝世珍宝，用心守护它们的场所精神，让汶上南旺这一运河岸边难忘的记忆永不被遗忘！